初探词的分类标准.docVIP

初探词的分类标准 　　摘 要：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在语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许多学者都论述过自己的观点，如马建忠、周祖谟、吕叔湘、王力等先生。直到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的发表，词的分类标准才基准确定下来。这一标准对后来的学者以及汉语的学习影响深远。 　　关键词：汉语；汉语词类；语法；分类标准 　　一、汉语词类研究的前奏 　　从汉代起，我国就有了对“语助”的研究，此后一直到清代，历代都有人对汉语词的一些现象及其特性加以描述和说明，诸如虚字、实字说，死字、活字说，叹辞说等等。清代是我国汉语词类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刘淇的《助字辩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清人对词类问题认识的最高成就之代表。 　　从汉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词类的认识一直是模糊的，朦胧的。他们没有把词类看成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只是依附于“小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并使之成为经学的附庸。因此他们不可能真正的触及到汉语词类的本质问题。总之，这一时期，古人对词类的研究还不全面，不系统，但是它是汉语词类科学研究的前奏。 　　二、汉语词类研究的中兴 　　1898年《马氏文通》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汉语词类研究的真正开端，由此解开了汉语语法学的序幕。 　　自《马氏文通》问世至朱德熙《语法讲义》的出版发行，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汉语语法研究不断发展和繁荣，同时也引进了许多西方语法学的观点。受印欧语语法的影响，最初，许多学者认为汉语没有词类。原因是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或者汉语形态变化贫乏，印欧语系的词类划分依据形态就可以明确归类。但多数学者认为汉语词类的划分是存在的。他们指出汉语不仅能分实词和虚词两大类，而且还应把实词分成更小的类。之后人们渐渐接受了这个观点，但是问题随之出现了，即在进行词类划分的时候，应该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持续了许多年。马建忠、黎锦熙、周祖谟、吕叔湘、王力等著名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马建忠在划分词类时强调：“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马氏文通》第23页）亦即从意义角度出发，与之相同的有杨树达等人，他们拿意义作为词类划分的唯一标准，而忽略了词的语法功能，这样做极易滑向“词无定类”的歧途，因为一词多义现象在汉语中是屡见不鲜的。 　　黎锦熙先生则反对以意义为标准来划分词类。他主张“依句辨品”。这种标准较之意义标准要进步很多，同时使词类和句中成分关系单纯化，使人一目了然。但是，这易于将词义和功能割裂，将句子成分和词类合二为一，陷入“词无定类”的泥潭中去。 　　周祖谟先生在《划分词类的标准》一文中提出了划分词类的三个标准：一是根据词在句子中的作用来定。二是按照词与哪一类词粘合或不粘合的性能来定。三是按照词的形态来定。周先生的这些观点已开始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不但肯定了汉语有词类，而且确立了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他的观点明显带有举例的性质，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汉语词语，因而缺乏普遍性。 　　吕叔湘先生在《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一文中指出，实词都可以根据它在句中充当成分的作用而归类，这样词类和句子成分的关系单纯化了。但这种方法有明显的不足：脱离句子的词便无法归类。他还讨论了用“鉴定词”作为区分词类的辅助手段，用重叠式来区分词的优缺点等问题，并进一步指出词类划分与词的意义也有关。他提出的这些原则性问题是对划分词类标准所作的比较全面的分析，为确定词类划分的标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他既看到了词义在词类划分中的重要参考作用，又没有把它作为词类划分的主要依据，这一观点对朱德先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力先生在《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一文中，对划分汉语词类的三个标准作了进一步概括：一是词义在汉语词类划分中是能起一定作用的，应该注意词的基本意义跟形态、句法统一起来；二是应该尽量先应用形态（如果有形态的话），这形态是包括构形性质和构词性质的；三是句法标准（包括词的结合能力）应该是最重要的标准。在不能用形态标准的地方，句法那种是起决定作用的。这三个标准是有机联系的，要求对词进行分类时，同时满足着三个标准，三者缺一不可。从王力先生的观点可以看出，他把形式放在词类划分标准的手腕，而且把这个标准更加具体化了。这比其他学者的见解更为高明。 　　以上各家对汉语词类划分的研究，都力图摆脱印欧语语法的影响，试图从汉语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寻求确立新的标准。即使这样，传统的印欧语语法的影响仍然存在。 　　三、汉语词类研究的顶峰 　　朱德熙《语法讲义》的发表，使汉语词类划分标准基本确定下来，这一标准也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义》和《语法答问》中指出汉语划分词类的根据只能是词的语法功能，而且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印欧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