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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年代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我当时17周岁，是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前身是北京蒙藏学校）的一名初中学生。我们学校也毫无例外地卷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校园内杀气腾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停课闹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直到毛主席发出新的号召，昔日的红卫兵运动转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校园才恢复了平静。 　　1968年10月，我被排山倒海般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出了北京城，当时我们班的多数同学，包括从鄂温克族自治旗与我一同来附中读书的涂志娟和苏勇等都被北京市西城区革委会统一分配到山西省平陆县的农村集体插队落户去了。我由于家庭的原因，特别是我的父亲，因为是旗委第一书记，被当做旗里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批斗打倒，我的母亲也不能幸免，他们都在牛棚里被“专政”，我的妹妹、弟弟在外面流浪无人照顾。我没有选择去山西插队，而选择了去我大爷所在的莫力达瓦旗杜拉尔公社（也是我的原籍）的农村插队，走上了投亲靠友上山下乡的这条路子。 　　一周在火车、汽车、马车上的旅途后，孤独的我终于踏上了大兴安岭东麓的小山村――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杜拉尔人民公社后沃尔奇大队第一生产队的土地，来到我大爷家。 　　1968年10月至1971年5月的近3年，是我人生旅途中最艰难困苦又最有收获并难以忘怀的3年。 　　我下乡的这个公社原来叫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