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与晋商项、徽k商之异同.docVIP

商帮文化：潮商与晋商、徽商之异同商帮文化是由商贸经营与商贸交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商帮是指以地缘为基础，以地域为中心，以共同的文化根源和文化心志为精神核心，以共同方言为纽带;以敦睦乡谊，弘扬文化，精诚团结，同舟共济，共谋发展，服务社会，扶贫救灾，振兴家国为宗旨;以会馆、商会、总商会等为异域联络中心，由商家、企业家等自愿组成的联合性、服务性、非营利性的商业群体和社会组织。商帮的形成与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商帮是不同地域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区域社会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商帮的形成与发展既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又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商业文化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大多是崛起于明清时期的商业革命之中，主要形成了以山西商帮(晋商)、徽州商帮(徽商)、潮人商帮(潮商)、上海商帮、宁波商帮、广州商帮、福建商帮、山东商帮、陕西商帮和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及客家商帮等几大商帮，呈现出群雄逐鹿的局面。 　　“据考证，潮商跟晋商一样都是有五百年历史，而徽商称雄也有四百年历史”(潮人在线)。晋商、徽商、潮商三大商帮并立，成为中国近代商业文化历史上综合实力最强、知名度最高、影响最深远的商业群体，在国内商界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享有“东方犹太人”称誉的潮商，其发迹虽与晋商、徽商颇有些相似之处，大都是历尽千辛万苦，靠长途贩运起家的商帮。但是，其不同之处却仍相当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崛起于明清之际的晋商，主要以骆驼、牛马车为交通运输工具，北上南下，东渐西进，以陆贩的方式从事国内外贸易活动，成为当时国内一支盛极一时的重要经济力量，而且又是以“雄财善贾”饮誉国内外的著名商帮。徽商是历史上北方世族大量向安徽徽州地区移民的过程中形成的商帮，主要以内陆水运和陆运相结合的方式，从事农特产品等贩运的商贸活动，形成以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的芜湖、蚌埠、屯溪三大商品性城市为活动中心，到明清之际就成为“横绝天下”的商人集团，故有“无徽不成镇”之说。至于潮商则是从明清时期起就从红头船贸易起步，以浩瀚无涯的海洋为依托，坚持以潮州文化为灵魂，以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方言为纽带，凭藉海洋赋予的生存活动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主要以海贩的方式从事各种海上贸易活动，形成以潮汕、香港、东南亚为活动中心，其经营活动地域已从历史上鼎盛时期的“北上宁波、苏杭、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日本;南下雷琼、安南、暹罗、(口实)叻、三宝陇、苏门答腊、文莱、北婆罗州、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陈训先)，到今天已延展到国内各省(市、区)和世界各地。在潮商经营风格中深深地打下了海洋经济和自由贸易经济的烙印，形成穿越传统与现代的超凡意识，不断拓展经营领域，现已开始从传统商业贸易活动逐步向金融、股市、房地产、交通能源、高新技术等领域进军，实现了国际化、多元化的腾身飞跃，最终成为驰骋海上，“服贾极远”、“海邦遍历”、“汇通天下”的巨大商帮。 　　其二，是晋商、徽商大多为饱读诗书而又有文化的儒商，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般多通过结交朝廷官府，走官商合流致富之道。而潮商则以出身贫苦家庭的草衣庶民居多，从起步到发迹基本都处于朝廷和官府的压制之下，经受从打工仔到老板的艰苦历程，一直坚持“商界无域”，在商言商的超常商业人格，形成善于发现商机、掌握商机、创造商机的精神，主要靠自身鲜明的独立性、自主性、开拓性、包容性、诚信性的文化风格与刻苦耐劳、笃诚守信、勇于拼搏，自强自立的品格和特性成就大业，不走结交朝廷官府发迹之道。 　　其三，是晋商、徽商由于多靠世袭名门望族发展起来，从而具有一套经商哲学和深广的商业文化以及义利相通，修身正己的文化观，形成了“学而优则贾”的传统。而早期的潮商大多属于“无背景、无资产、无学历专长、无道德包袱、无地位”，从而被古时士大夫所藐视的“苦力商帮”、“草根商帮”，其演绎的商业文化与晋商、徽商相比明显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纵观潮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潮商在许多方面却并不落晋商、徽商之后。特别是在近500年来“来往东西洋，经营南北行”而享誉的潮商，在华人商帮中异军突起，至今仍屹立于商海潮头，其影响之广堪称是世界性的，在近现代著名华人商帮中很难有可与之相匹比的商帮。 　　其四，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商、徽商，延至清末，由于受帝国主义侵略，清政府腐败和压榨，军阀内战等一系列社会动荡变革的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而逐步走向衰落。相反，从樟林古港到“百年商埠”汕头，再到世界潮商重要活动中心香港和东南亚，在五百年商海中饱经风雨，经受严峻考验和锤炼而屹立于商海之中的潮商，涌现出以庄世平、李嘉诚、陈伟南、林百欣、谢国民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潮商和一大批高学历、高知识、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