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伏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涵的讨论与路径的选择.docVIP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涵的讨论与路径的选择 ——以两个三角洲为例的研究 蒋伏心 （南京师范大学经济贸易系）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是对推进经济增长运用的主要要素和采取的主要手段的概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没有合适的理论和分析工具衡量某种增长方式优越于另一种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是完全自发地进行的。亚当．斯密最早认识到市场基础上的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主张放松政府管制，通过市场力量推进经济增长。此后，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对增长方式的探讨就成为重要的内容。例如，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索洛模型则是认为，技术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人类历史上，在不断地进行着增长方式的转变。在近现代，比较集中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从粗放型(外延型)增长向集约型（内含型）增长转变。而判断粗放和集约的标准之一，是看“综合要素生产率”（TFP）的高低。“综合要素生产率”超过50%，即大致上称为是集约型增长，反之则为粗放型增长。在近代，市场化为基础的工业革命是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原因，美、法、德、日等发达国家分别从18世纪中期和19世纪中期开始，花了约174年、175年、112年和102年完成了转变。 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看，增长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外部、自发地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增长方式转变”并未成为“问题”。而在我国，则一直受到“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困扰。 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针对当时受苏联模式影响、不计成本追求速度的经济增长，即有学者从外延和内含的角度探讨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问题。以孙冶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要更注重内含增长，主张进行经济核算，着眼提高经济效率。但是，这一思想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此后的20多年中，粗放（外延）型的经济增长不仅未能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导向的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首先面对的，是我国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巨大的差距，自上而下存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追赶冲动。突破“左”的思想束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经济发展，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方法，是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寻找更加强烈的增长动力。在突破计划计划体制束缚后，资源按照市场的原则进行重新配置，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甚至境外资本的积极性得到发挥。这些，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保证了我国从1979年到2004年的25年中， GDP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长。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起步阶段，理论和实际部门都明确提出要关注增长方式的转变。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路子”，1987党的十三大提出，“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在制定“九五”计划时，明确提出了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思路。在“十五”计划制定和实施中，特别是1997年后，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威胁和加入WTO的双重压力，转变增长方式愈加紧迫。但是，即便如此强调和关注，增长方式转变并未得到明显的效果，甚至在某些方面情况更加严峻。以增量资本产出率计算，1982-1985年为2.32，2001-2004年则下降为5.21，GDP单位资源产出水平我国为美国的1/10，日本的1/20。粗放式的增长，不仅带来了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更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由资源依赖产生的能源安全等问题。 “增长方式转变”成为“问题”，其根源在哪里？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发展特定阶段的必然，因为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1000美元阶段，产业结构一般呈“重型化”特征，重化工成为主导产业，对资源的依赖性就较高。但是，重化工产业比重较大，不是粗放式增长的充分原因。事实上，主要发达国家正是在重化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控制。有人认为，增长方式转变困难，原因在于我国缺乏高端资源，特别是缺乏技术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这个观点同样会被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所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在一片废墟上、在缺乏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情况下崛起，对我们应该有许多启发。 厘清“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产生的原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相似，我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也是自上而下的，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国家和各级政府，这在特定的时期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经济增长首先要突破旧体制造成的瓶颈和障碍，而这只有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才能做到。但是，我国在面临外部政治经济压力下，通过“计划导向”推动的经济增长，往往带有很强的“追赶”冲动并形成“追赶式增长”。 “计划导向”下的“追赶式增长”，其特征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目标单一，即在某种具体指标上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