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的教育哲学六题天津城市建设学院.pptVIP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 李剑萍 2010年12月 三代四类大教育家： 张之洞、康有为， 蔡元培、黄炎培， 晏阳初、梁漱溟， 陶行知、陈鹤琴。 一、教育家的文化观 1．“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 蔡元培认为， “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往往发端于几种文化接触的时代”； “东西文明要媒合”，“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一战”前“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为特征，“一战”后“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为趋势。 “战前（指“一战”。笔者注）教育偏于国家主义，战后教育必当偏于世界主义；即战前主持教育者，仅欲为本国家造成应用之人材；而战后主持教育者，在为世界养成适当之人物。” 两大命题：持守信仰，会通中西 王国维 梁漱溟 2．“中体西用”：教育家最早提出了中西文化命题和解释框架 张之洞：《劝学篇》 张之洞所谓的“旧学”，即“中学”，主要指“《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即传统的经史之学，尤其是儒家经典与探讨治乱兴衰的经世致用之学；他对于子、集两部似乎不感兴趣，“取节则可”，并须“折衷于圣”；他对于儒家经典采取的也是务实态度，只需提要钩元，不必泛观博览，“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即所谓“守约”。因此，其作为“体”的“中学”可以概括为三部分，即文化上的儒家经典、伦理上的三纲五常与政治上的君主统治。 张之洞所谓的“新学”，即“西学”，包括“西政”、“西艺”和“西史”。“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何为西史，他未作说明，我们可以理解为西方各国治乱兴衰的史实与规律。因此，其作为“用”的“西学”可以概括为西方的行政管理体制与措施、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以及社会改革与发展规律。此时，他对于西方政治制度所能接受的极限，是必须坚持清朝的君主统治，“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 至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张之洞主张“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讲西学必先通中学”，“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 可以概括为：中体西用，中内西外，先中后西，中西兼修，体用兼备。 ——“中体西用”观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社会政治现实出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以及中与西、新与旧、体与用、道与器、本与末、变与不变等关系命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虽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些命题，但其所提出的这些命题具有敏锐性、全面性与深刻性，对于这些命题的探索历久弥新、历久弥深，迄今无法回避、没有终结。 ——“中体西用”观是中西文化综合论的早期代表。晚清以降，关于中西文化关系主要有传统文化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中西文化综合论等派别，其中，中西综合论的早期代表就是“中体西用”观，它虽然在理论上还比较粗糙，但它最早地采取温和与务实的态度来思考、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 3．中国的考试文化与中西知识体系 中国考试文化之发达；以及对于知识体系塑造、维持的功能 科举制的废除促进了传统知识体系向现代知识体系的演进，也促进了知识价值观和课程价值观的现代嬗变。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核心是儒家学说和儒家经典，科举制以利禄为目标激励、以核心价值体系和话语系统为共同规范、奉儒家经典为圣经，运用制度力量和价值导向合一的机制，维系、赓续、传播、强化着传统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 科举制的废除，切断了传统知识体系、思想体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儒学地位迅速衰落。在中国这样一个实用理性发达的国度，一旦废除科举制，以儒家思想、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传统知识体系既然不能带来功名利禄，而学堂毕业生、留学生藉其所掌握的现代知识体系能够谋生谋官，则无论如何强如何煞费苦心地设计修身、读经讲经等课程以维系传统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最终都将不复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解体源于废除科举制，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解体源于新文化运动。 同时，现代教育行政机构、学校的迅速崛起，以及无所不在的各类考试，均以现代知识体系为主要内容，并与谋职就业密切联系，直接影响着知识价值观和课程价值观的现代嬗变。 内在文化冲突：传统与现代 儒家学说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柱石，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观念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糟粕和落后的方面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和桎梏，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而必须用现代方法重新诠释和再造；同时，孔子又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学说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精华与糟粕又相伴相生而难截然分离，中国传统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和华人的精神纽带，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