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父亲母亲的诗.docVIP

写给父亲母亲的诗 　　父亲一辈子都在和我们分离。 　　他在大跃进期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时被同屋感染上了肺结核，虽然抢救及时，但左肺功能基本丧失。工作和身体的双重原因让他和我们分离了整整25年：1957年至1982年，父亲在湖南休养住院，逢春节才回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梧州艰难生活，独自一人撑起养家重任。 　　我对父亲是疏离的，最深刻的童年记忆是他带回的鸡蛋。每次从湖南回家，他的行李包里永远藏着两纸箱鸡蛋，里面填满了谷壳以防止蛋被摔坏。他小心翼翼地把煮好的鸡蛋递到我面前，我却总是羞涩地躲到母亲围裙后。因为见他的次数太少，我对父亲的陌生感远远大于了对鸡蛋的渴望。 　　现在想来，承载父亲深情的何止是那两箱鸡蛋。作为一个病人，他每回一次家都需要从衡阳坐火车到广州，再转两次船到梧州苍梧，要经历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但他每次回来都是笑呵呵的，从不说一个累字。他知道，这是一个男人对家庭最基本的责任。 　　我高中毕业那年，父母终于团聚在一起，但父子间的分离却比此前更甚。我考上外地的大学，独自一人去他乡求学，没有相处的时间，我对父亲的印象依然陌生。直至毕业、工作，两个独立的男人间似乎只有淡如水的亲情。 　　这种“淡如水”的交集，一直持续到他生前最后几年。1998年底，退休后的父母从梧州老家搬到南宁与我同住。只是相聚不到半年，父亲就因为老毛病住进了医院。 　　他的生命快结束，这成了我们朝夕相处的理由。那段相伴的经历，让我萌生了为父亲写诗的念头。 　　白色的病床上，他瘦弱的身体发出艰难的呼吸声。我第一次如此认真地观察我的父亲：不过60多岁，头发却几乎全白；两眼凹陷得很深，瘦削的脸上满是疲惫，时不时地发出艰难的咳嗽声。 　　母亲告诉我，这一次，父亲恐怕挺不过了。 　　这是陪伴他的最后机会了，我告诉自己。“最后”两个字，一下就冲走了几十年的陌生隔阂，把血脉亲情变得热气腾腾又哀伤。一到周末，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医院看他，带着一些水果或者家里做好的汤。我和父亲都不擅长找话题，常常在几句例常对话后便遭遇沉默，气氛实在尴尬时，我就拿出随身带的书逃避。而父亲，也不由自主地戴上老花镜，翻阅床头的书籍。 　　每到这一刻，我总忍不住想：终究父子天性，自己身上这点书生气多半是遗传父亲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如此默契。 　　即便相对无言，这也是难得的全家相聚时光。病房里父亲母亲和我难得地坐在了一起，感恩的光线洒在地上。三个人，像三块无形的磁铁，搭建出家的磁场。 　　遇到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我们就推着轮椅带着他去医院的花园散散步。在室外，我们会放松一些，父亲会主动问及我的工作，建筑师生涯总是伴随加班熬夜，为设计方案绞尽脑汁。每逢此时，他总以过来人的口吻教导我：“不要像我那样，累坏自己的身体。”但他显然以我的职业为傲，希望我能在这个挣钱的行当上专心干下去，“不要再半夜写诗了，现在谁还看那些啊，也挣不来钱。我是过够了苦日子，你可别再继续了。” 　　我知道，他并不是瞧不起诗人这份工作，只是希望我至少能在物质上无忧。 　　但我控制不住，不擅表达的人如果有太多情感要宣泄，文字永远是第一选择。我开始记录他在医院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经历；打算等诗文积攒到一定数量时，就为他集结出书，我连书名都想好了：《祝爸爸平安》。 　　但时间太紧迫，2001年6月，父亲的病情突然加重。那是他生命中最受罪的时光，因为无法排尿而全身浮肿，他的身体插满了管子，依靠氧气罩痛苦呼吸。 　　面对亲人的痛苦，我只有深深的无力感。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病房里的那张硬木长椅变成我的临时住所，在他病危的日子里不分昼夜地守着。 　　在第三次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之后，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愈加消瘦了，攒足力气说出的话，都是劝我们别忙活：“人总是要走的，我走了，你们也不要伤心。”到最后，他已经说不出话，终日闭着眼。我必须脸碰脸地靠近，才能听见父亲靠机器维持着的浅浅呼吸。 　　11月23日下午，父亲安静地离开了。死亡是对生者的折磨，对病者的解脱。我按母亲的吩咐，将一枚银币放进他嘴里，帮他合上嘴，用棉花堵住他的耳朵和鼻孔，然后，为他擦身更衣……在告别仪式上，母亲几乎没掉一滴眼泪，只是躲在一旁，默不作声。 　　对于父亲，我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在他过世前将《祝爸爸平安》出版。他一走，诗歌的书写也被搁浅。只是怀念他时，会翻出这些诗，应母亲的要求，念给她听。 　　这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有的回忆让人大笑，有的回忆让人啜泣。到后来，我不仅为母亲念诗，也开始像记录父亲那样，用诗歌描绘母亲的生活。 　　我的母亲其实非常胆小，但她早已把这个弱点一层层包裹进多舛的命运里。 　　我出生时，因为新生儿溶血病差点夭折，通过及时换血才抢救过来。但我的哥哥没有那么幸运。因为溶血后遗症，他只活到1岁多。而我的弟弟也没有逃过劫难，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