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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化教育新常态的几点思考 　　[摘要]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入手，分析“家长制”、“官本位”等陈旧思想为廉政文化教育带来的挑战，提出新常态下廉政文化教育在内容、形式、制度等多方面创新开展的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廉政文化；教育；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总结近几年的反腐工作经验，廉政文化建设依然是制约反腐工作的深层瓶颈。具有熏陶、导向、约束和塑造等重要功能的先进文化的缺失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强廉政文化教育，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开展，势在必行。 　　一、新常态下廉政文化教育面临的挑战 　　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封建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同在，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传入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冲击，在这些矛盾中形成的许多消极因素阻碍着廉政文化教育，其主要表现为： 　　（一）“家长制”的残余意识 　　“家长制”是以传统社会中的宗法制为基础的，特别是经历代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阐释、改造，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最深层，这种关系、意识被日益理论化、固定化，在这样的文化中，父亲是家庭中的主宰者，可以象皇帝一样“君临一切”；君主则像家长，是全国的“严父”。这种文化讲究的是“国”与“家”同构，实质是“国”借助“家”所持有的血缘亲情、家庭礼教、孝悌恭顺、依附依从等立国、治国、保国。封建社会正是在这种文化下统治中国数千年。 　　从文化的角度看，虽然现在推翻了封建制度，打碎了“家长制”的躯壳，但起源于血缘、身份的仪式、宗教、伦理以及法律等自称体系的社会价值观早已融入到民族灵魂的文化价值观中，辈分意识和秩序等级意识也经历代相传凝固成一种认知模式和行为习惯。“家长”的好恶决定了人们的命运，家长以言代法，从而催生了奴性十足的奴才。这也是造成目前“一把手”犯罪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1] 　　另外，在宗法制度下形成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当今社会依然存在。一人升官，与其有关的就要利用他手中的公权来谋私利。一方来源于亲属，除了亲缘关系外，还有人情关系，重血缘关系还产生了复杂的人情网络（同乡、同学、同事、战友、师生、朋友、上下级等）。他们结成以谋取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为目的的关系网络，其行为准则是互相忠诚，即所谓讲“义气”。这种忠诚导致他们把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由于看重人情，“看面子”、“拉关系”、“走后门”现象随之出现。太重人情，还导致了情大于法，甚至徇情枉法。当亲朋好友做坏事时，便给予包庇、袒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层和求情风。这就为集体腐败埋下了种子。 　　（二）人治思想 　　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认为，人治的效率比法治高。从善意的角度理解，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有道理的，人治可能更具人性化，但需要道德自律的清官来维持，但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新时期，社会关系愈加复杂，各种诱惑纷至沓来，一些领导干部无视党纪国法，以个人意志和利益为目标操纵手中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因人兴事，靠关系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人治的弊端严重的暴露出来，“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副对联成为当今社会对人治文化的绝妙讽刺。可见，人治文化无形中扼制了法治文化的产生，人民群众一味追求清官政治，从而放弃了本身的历史主体地位，放弃了民主权利。所以，在廉政文化教育中，要注重提高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 　　（三）“官本位”的陈旧意识 　　所谓“官本位”，是指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 　　“官本位”文化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应该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或许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官本位”文化流恶难尽；或许是现代化革命不够彻底的原因，“官本位”的意识在现代中国依然存在。比如，在对人的称呼上，把官职作为称呼被认为是最礼貌也是被称呼者感受最好的。同时，“官”成了装璜门面的“花瓶”，各种场合都少不了请“官”来捧场，否则就够不上档次，就会较少被人注目。另外，中国最具戏剧性的景象是：平民百姓经常义愤填膺地骂官，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成为官场的一员。这是中国特有的怪现象，如此矛盾的价值观正是“官本位”文化的驱动。 　　“官本位”文化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历史，其阴影之所以没有被根除，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官吏享有的特权太多，而且这个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很少受监督的缘故。正如泰山脚下的胡建学，官至市委书记之后，竟然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慨，他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人能管得着了”。所以，廉政文化教育中，要彻底根除“官本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