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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深圳塌方：大城市里的乡土灾难 　　突如其来的灾难 　　碰到邓光清的时候，她正带着婆婆和两岁多的女儿站在恒泰裕工业园外的马路上等公交车，作为塌方事故的波及者，她要去光明体育馆和其他工友汇合，等待政府和工厂下一步的安排。 　　渣土山塌方当天，包括事故核心区在内的整个恒泰裕工业园区就被封锁了。由于担心二次坍塌的风险，没有损毁的建筑也全部被清空，侥幸逃过一劫的人们暂时只能到政府安排的临时安置点住下。邓光清一家原本租住在工业园最外围的一栋楼里，房屋财产和人员安全都没有受损，但也被安排到光明体育馆里。体育馆面积大而空旷，虽然安置了上百人，夜晚还是有点冷，她担心女儿受寒生病，就谢绝了政府的安排，带着家人借住到工业园附近的朋友家。 　　虽然没有被厄运袭击，但提起12月20日中午发生的那场坍塌，邓光清仍然心有余悸，“整整两天晚上没睡着觉，总是不自觉地想起那声巨响”。那天是周日，她在家休息，听到巨响后原本以为是在搞工程、开山放炮，等到出门看到垮塌一片的建筑才回过神来，意识到工业园后边堆成百米多高的渣土山塌方了。 　　邓光清是重庆人，已经在恒泰裕工业园里工作了四五年，几乎完整经历了渣土场几年间的变化。“这个渣土山原本是采石场，在两座山之间的山坳里，地势比较低。采石场废弃后变成了红坳余泥收纳场，刚开始还行，这两年慢慢地越堆越高。尤其是从2015年开始，渣土车一天24小时不停地往这运渣土，队伍排得老长，还经常把路堵住。”她说。 　　此前，邓光清听同事说堆在后山的渣土要用来修建公园，心里特别高兴，但几年下来一直没动静，她便不再关心渣土场。“天天上10个多小时班，没心思想这些。”她说。包括她在内的工业园住户们也从来没意识到渣土山会存在塌方滑坡的危险，只是近一年来，渣土车从早到晚一刻不停的噪音和遮天蔽日的沙尘让他们怨声载道。工业园区里的很多人为此投诉过，还试着联系深圳电视台的一档民生栏目，但三番两次得不到任何回应，投诉也收效甚微，事情稀里糊涂过去了，大家也只能忍受。 　　然而灾难不会因为被忽视而消失。事故最终发生了，掩埋了十几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面积，损坏了33栋建筑物，造成85人失联。邓光清和她的工友们因为住得较远幸运地躲过一劫，眼前最急迫的就是能够尽快回归正常的工作生活。但黄柏荣和杨琴英就没这么幸运了，她们都是这场灾难的失联者。 　　听到消息后，失联者的家属们从各地赶到深圳，他们被政府部门分散安置到不同的宾馆里，很难见面，只好自发组织了微信群来互通消息。我辗转联系到黄柏荣和杨琴英的家属，刚进到宾馆房间，立刻被六七个人围住。他们不能进入事故现场，没有被告知救援进度，也没有得到任何情绪上的安抚和心理疏导，只能焦灼地坐在宾馆刷新闻等消息，内心愤怒又悲伤，以至于对政府和媒体都产生了敌意。沉默地坐了好一阵，最初的敌意慢慢消散，他们才开始告诉我黄柏荣和杨琴英的故事。 　　失联者 　　黄柏荣和丈夫杨勿50多岁，三个月前才来深圳。他们的老家在湛江乡下，之前开了门店做生意，虽然不是很富裕，倒也过得有声有色。2015年下半年，家里突然遭遇一连串变故，日子一落千丈，连店铺和房子都抵押了出去。两人生活无着无落，还要供三个孩子念大学，经济压力骤增，只好外出打工。湛江的工作机会不多，工资水平也低，他们没学历没文化，能干的都是些月工资千元左右的苦力活儿。而每月的经济支出却非常大，三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要两三千元，还有债务要还，加起来至少需要五六千元，夫妻俩愁坏了。 　　同村的老乡杨琴英跟他们沾亲带故，关系不错。她已经在深圳打工两三年，通过她的介绍，黄柏荣和杨勿也顺利地来到深圳恒泰裕工业园，进入同一家餐具清洗消毒厂上班。餐具厂每周要上七天班，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虽然辛苦，但工资水平比湛江高出很多，他们每人每月能挣四五千块钱。黄柏荣还找了不少兼职，下班后在家做手工，还能额外挣一两千元“计件工资”。 　　到深圳打工后，黄柏荣和丈夫的收入大幅度增长，生活成本却并不高。恒泰裕工业园由于位置偏远，房子的租金低廉，黄柏荣和丈夫租了一个单间，每月只要两三百块钱；工业园内部以及周边还有很多针对打工群体的廉价餐馆，这样一来，吃饭和租房加起来，他们每月的生活费也不超过1000元。夫妻俩总算缓了口气，打算在深圳多干几年挣点钱，尽早从困境中挣脱出来。 　　而杨琴英的打算是干到2015年底就辞工回家。她现年40多岁，上半年陪母亲去医院治病时，拗不过家里人，也做了个身体检查，结果发现自己得了很严重的慢性肾炎。她的经济状况比黄柏荣好一些，虽然也要供三个孩子读书，但没有债务，老家还有一片甘蔗地。家人担心她的身体，提出让她回老家休养治病。杨琴英最开始不答应辞工回家，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先治病。她的弟弟杨国德在广州工作，于是她每半个月跑一趟广州，去医院检查开药，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