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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家的生态伦理责任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普遍呼唤环境伦理责任的时代，全球性环境危机的爆发已经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成为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根本问题。? 诺贝尔医学及物理学奖获得者P·B·梅多沃教授《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一书最核心的只有一条：“科学家要有科学家的作为”。以色列约瑟夫·本·戴维认为，科学家是一种独特的智力角色。从社会学观点来看，这意味着科学家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行为已有一些明显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特征。 科学的目标是去发现那些导致自然和社会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基本的动力学规律。科学家们的探索活动专注于自然或社会，或者两者都成为研究的目标，而作为探索活动的最终研究成果则不可避免地会对此后的自然和社会产生一定的甚至是重大影响。现今，科学家承担应有的环境伦理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最紧迫的时代要求。 一、科学家生态伦理责任的提出 科学之于社会的意义，赋予了献身于这项最基本的人类活动和事业的人们一种必须的义务，这就是他或她们应当自觉担负起较一般社会公众更多的生态伦理责任，利用他们这种特殊的社会职业角色和地位，影响和改变社会对于环境的态度和行为，使社会发展更加符合于生态伦理的要求。? 立足新世纪，回头看人类过去的 100多年，科学家利用科技创造了很多的可能，科技为人类带来许多值得歌颂的成就：许多一直困扰人类的问题都得到了答案，很多顽固的疾病找到了治疗方法，就算今天威胁人类性命的绝症也只要假以时日和进行适当研究，科学家有信心得以解决。? 然而，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应用日益增加，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一是生态平衡失调。如基因重组工程有可能制造出没有天敌的新生物，从而使自然界的生物系统受到破坏。二是自然环境污染。如核装置泄露、核废料排放和农药使用等，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受到威胁。三是能源枯竭。如机制和发达交通运输工具的增多，造成能源的巨大消耗。 因此，科学及其活动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千差万别的，甚至是严重对立的，尤其是在当代似乎是处在相互排斥的两种极端之中。一方面，科学被看成是能够为人类社会创造财富、带来幸福的源泉，由此带来的社会责任当然是高尚的、神圣的、愉悦的、令人向往的；另一方面，科学则又被看成是罪恶与毁灭的根源，由此带来的社会责任自然是令人愤怒和不能接受的。正如著名的科学学家贝尔纳（J.D.Bemal，1901-1971）在他的《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年）一书中所说，当时人们认为科学的功能就是普遍造福于人类，“科学既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贵的成果，又是最有希望的物质福利的源泉。”然而，“现在我们有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困难本身似乎就是这种社会进步所造成的。? “曼哈顿计划”完成后，罗伯特·奥本海默 （J.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开始重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并希望科学变成人类的福音，而不沦为一种灾难。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曾认为科学家要对科学技术滥用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承担道德责任。正如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1906-1979）在1982年所指出：“在过去，科学家被允许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的专业上；但现在不同，他必须仔细地检查他的研究成果对这个世界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必须承担告知和警告人们这一后果的责任，而不论这一后果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他必须承担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他比任何一般的人都事先更深入地知道他的发现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美国人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1932～)是对环境伦理进行纯粹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以前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行为，现在得接受某种约束。不受伦理限制的巨大力量很容易被受到滥用。地球以最大的慷慨养育了人类，但它不能也不应该只养育人类。……只有当我们从道德上关注整个生态企业时，我们才能生活得更好。这种伦理通过平衡资源预算来护卫人的生命，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要护卫完整的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命。我们既有能力也有义务这样行动，以便我们能够继续适应这个地球——生命的根基和支撑者。”?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宣告：“现在已达到历史上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在决定世界各地行动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环境产生的后果。由于无知或不关心，我们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幸福所依靠的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的无法挽回的损害。反之，有了比较充分的知识和采取比较明智的行动，我们就可能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在一个比较符合人类需要和希望的环境中过着较好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科学技术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科学家生态伦理责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科学家不但有责任使自己的研究结果为人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