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西方当代艺术家如德国艺术家波依斯.docVIP

早期的西方当代艺术家如德国艺术家波依斯，美国观念艺术家汉斯·哈克（德国人），1989年移居美国的前苏联观念艺术家伊里亚·卡巴科夫，捷克艺术家米兰·克尼日卡，包扎艺术家克里斯托夫（保加利亚人）、南非当代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以及詹妮·霍尔泽与巴巴拉·克鲁格等，他们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尤其是波依斯，他可以说是战后欧洲艺术中最重要而又富有争议的人物。他将艺术与政治观念融为一体，影响了整整一代德国艺术家。如果说波依斯的艺术是具有一种显性的政治性，那么法国观念艺术家丹尼尔·布伦的艺术则呈现出艺术的隐性的政治性。布伦将自己的8·7厘米条纹艺术（他自称为一种“艺术工具”）处于的公共场域中时，对场所结构与功能的干预法则同样具有一种潜在的政治性。如果将8·7厘米的条纹放在艺术家自己的工作室中，那这件条纹作品是无任何价值的，此时，它不会产生任何功能。 西方新一代当代艺术家，如马休·巴尼的作品中呈现了人性与艺术在日趋技术，政治，权力化的过程中相互冲突所带来的残酷，狂幻，精神分裂景观。英国当代艺术家马克·渥林格以其装置作品《英国现状》获得2007年英国当代艺术“特纳奖”。艺术家以一个社会政治案例文本来构成这件作品的全部内容。其背景来源于一个真实的事件，对伊拉克战争持抗议态度的布莱恩·霍尔曾在伦敦国会大厦外建造了一处和平示威场景。渥林格复制了当时的抗议示威情景。有媒体对作品的获奖问题向“特纳奖”组织负责人提问，得到的解释是，也许今天或者将来的当代艺术中最有活力和价值的方向是政治性方面的实践。在英国青年艺术家群体（简称YBAs）中，另一位艺术创作具有明显政治性趋向的是吉莉安·魏尔琳。1997年获得特纳奖，她在录像作品《60分钟的沉默》中，图像以26个警官组成集体照的姿势呈现出来，全体警官面对镜头方向保持六十分钟的沉默。这些警官平日的工作是依法约束他者，但此时，却成为艺术家意图的组件，被艺术家的镜头与理念所约束。“黑白”的确在一定的艺术条件范围内，在某个艺术观念中是可以被颠倒的。魏尔琳的另一个系列作品是《能说出你真实想法的标语，而不是让你言不由衷的标语》。她在大街上随意选取一个路人，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在纸上写下他们最想说的话，并举起这张纸让她拍照。这些路过的人在纸上写下的真实的话语，也许在此之外他们无法或者不便说出，但在一个艺术的语境里，这就显得极其容易了。因为艺术是自由的，而唯有艺术才能够給予人自由。当他们意识到自身已参与到一个艺术创造的行为过程中时，对自由的理解与感觉便显得更加透彻，哪怕这样的感受是那么的短暂。这些个体的言论彰显了艺术家对于社会个体状态的关注，体现了艺术家一种明确的政治立场和关于存在的基本态度。 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取材于真实的现实状况，于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创作并已有很大成就的要数德裔美国观念艺术家哈斯·哈克。比如，1970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中，汉斯·哈克参展的作品名为《MOMA的投票选举》，它涉及越南战争，纳尔森·洛克菲勒投标重新选举纽约州州长，以及他与尼克松在印度支那的政策的关系。这件作品另一方面又暗示展览的场所即现代艺术博物馆其实被洛克菲勒家族支配。哈克的很多作品都针对现实中的“事实”来说话，他对系统理论的研究，促使他的艺术实践必然要和某种“相应的机制”发生磨擦，冲突，矛盾。而这也是他的艺术还能具有一种热度与活力的根本。他质疑“艺术是如何被利用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艺术的存在条件以及它在一个具体的社会语境中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或者艺术的终极价值是如何被确定的。如果我们希望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意识范畴，一个不受打搅的精神区域，这样的诉求在何时实现过吗？再者，即使艺术在一段时期内的独立，不妥协，那么，后来艺术的独立性，批判性的丧失与退化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和内在的因素？因此，他热衷于使人们了解政治及大企业与艺术连接所具有的破坏性。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汉斯·哈克的装置作品《日尔曼》对威尼斯双年展在二战期间被纳粹法西斯所操纵的黑暗历史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汉斯·哈克在1970年9月因其作品的政治性内容被古根海姆博物馆取消了原来已计划好的在其博物馆的个人展览。汉斯·哈克1983－1984年的一件油画作品，名称叫《清点存货》。这件作品的构图是一幅弗里德里克·莱顿的作品和一幅伯恩·琼斯作品的构图的混合体，这两幅画均被收藏在泰特美术馆。画面上，撒切尔夫人傲慢地坐在一把带巴洛克风格纹饰的椅子上，背景右上角书架上摆放有两块破碎后拼接起来的白色瓷盘，盘中的两个头像分别是查尔斯·萨奇和多丽丝·萨奇。汉斯·哈克在一次访谈中披露萨奇广告公司曾为撒切尔夫人上台起了幕后推动作用，作为回报，后来英国政府将英国航空公司的一部份股票赠与萨奇广告公司（可参见《国际当代艺术家访谈录》，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P5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