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昂：不给人生打草稿.docVIP

巫昂：不给人生打草稿 　　折腾黑本之“前记者巫昂的变形计”—— 　　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毕业后任职《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一切顺理成章。但就在29岁那年，她成功地递上辞呈。从此，不景气的当代诗坛多了一分活力，一位“莫名其妙”的制片人做成了电影《十面埋伏》《霍元甲》，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关注一位误打误撞闯进“春药铺”的麻辣情医而目前，她是“淘宝最离奇”网店店主，贩卖笔迹分析、梦境解析，以及自主设计的民间手工“SHU”。 　　永远不知道下一秒要做什么的巫昂，在诗坛、出版界，网络商城乃至电影业不断掀起层层涟漪。走过十年独立的自由之路，这名长发及腰、为人随和的女子坦言：越来越享受折腾了。 　　自由人，要拿得起放得下 　　《中国青年》：对于一个刚毕业的中文专业的学生而言，能够进入一家名牌周刊从事新闻工作应该是挺幸运的事。但你只干了三年就决定辞职了——离开一份稳定的工作想必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当时纠结了吗？ 　　巫昂：必须说《三联》的工作对我个人而言意义重大。它是我毕业之后一份时间最长、做得最认真的“正经”工作，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离开的原因很简单，经过三年的记者生涯之后发现：我并不想一辈子做媒体，而我的人生目标也不是当主编，对于那种周而复始的催稿、发稿，我开始感到厌倦了。 　　当时就是心血来潮、当机立断的，然后不想后路地去辞职。辞完职在家歇了一个月，思考下一步要干吗，那是2003年，现在想来是一个很有趣的决定——没有问其他人的意见。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这是我一以贯之的一个理念。 　　做任何选择都有好有坏。辞去一份稳定的漂亮的体面的工作，很多人都会纠结。但在我身上“纠结”这个词出现得特别少。我的人生其实挺简单，没有那么多反复思前虑后、反复权衡利弊、拿得起放不下的徘徊期。 　　《中国青年》：当时有没有为这个“心血来潮”、“当机立断”的决定付出一些代价？ 　　巫昂：我觉得人一辈子大部分的决定都是不理性的。想把后果都考虑清楚，所有的后路都安排好，那样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遇到的实际问题很多，比如青黄不接的收入。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我过着在经济上很紧巴的生活——这是任何人在失去稳定收入之后都要共同面对的，你要想办法去挣点新的钱，如此而已，熬过去了也不觉得有多难。 　　从心理上讲，我还是非常高兴在30岁之前就把工作辞了，成了自由人，到目前已经10年，快11年了。说真的，这11年我过得挺愉快。 　　做个靠谱的“玩家” 　　《中国青年》：细数下来，做自由人的十年中，你做过的行当至少有七八种吧。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玩心很重的女人？ 　　巫昂：当下这个时代和社会把人的身份规定得太死了。谁说人一辈子只能干一件事、只有一个身份？那是挺守旧的思维模式。你是一颗螺丝钉，在一个岗位上干四五十年——也许在这期间这个人早已厌倦了这件事，只能白白地被消耗、浪费青春，任年华老去。 　　其实从1998年到现在，我也有一件事情一直在坚持，就是写作。我想一名作者如果经历不够丰富，光在家当宅女，别的领域和社会都不接触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也会变成死水一潭——若说是转行，也没有那么严重吧，就是一段时间对什么感兴趣就去琢磨。 　　所有事情在我这里大概都是这个节奏。玩心很重吗？在别人看来是这样的，可是我有时候玩得也挺认真的，就跟小孩玩泥巴一样，自己特别入戏特别投入，什么声音都听不见，我工作起来别人跟我说话我都听不见，会非常的专注。这大概是我自己身上的特性。 　　《中国青年》：当专栏作家、做诗人还与你的老本行相关，可电影制片人、笔迹鉴定师、梦境解析师就与你之前的职业经历完全不搭界了——这中间是否经历过一些困难或者挑战？ 　　巫昂：通常人们认为，一个人所适合的行业就是因为他所受的教育。比如他大学和研究生读的是中文系，那么他毕业了，就应该从事与中文相关的行业。换成其他行业，好像都不正常了。 　　对我挑战最大的就是做电影制片人，因为它有比较高的职业门槛。做电影有很强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把一个项目从零做起来，也是很容易夭折的。我们会起很多个头，做得就像短篇一样。但就好像写了很多小说的头，但是没有写完，最后没有出版也是很正常的。 　　而且，当时我认识的同行还没有那么多，所以有一段时间感到特别挑战和焦头烂额，那么就跟小伙伴们一起扛吧，把所有认识的人都骚扰个遍，想办法去搭建一些关系。最后能成了，可能也是在与别人合作之后慢慢做起的。 　　相比电影制片人，我觉得自己工作室里做的事，都算是小菜一碟了。 　　《中国青年》：在电影的领域，你现在已经鲜少涉及，那么你认为当初的投入是否留给你一些余味？ 　　巫昂：后来确实很少做了。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导演想让我掺合他的电影项目。因为他们觉得我的性格挺务实，能把一件工作从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