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生命在于创新.docVIP

儒学的生命在于创新 创新是指继承往圣和诸子基础上，度越往圣和诸子，既不是照着讲，也不是接着讲。 不管哪种学术文化、哲学理论思维，若封闭自我，自我设限，便是一条自杀之路。 创新的核心是儒学哲学理论思维的创新，即理论体系的创新，学术观点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 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网络普及化、文化多元化的情境下，宇宙性、世界性已成为日常话语的主题词。它与现代第一代新儒家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为生民立命”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第二代新儒家“花果飘零”于异地的文化心理，已大异其趣。无论是世界的，还是中国的，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人文语境已不可同日而语。哲学的思辨百年来经“古今之变”、“中西之争”、“象理之辨”的论争，其人文价值时间、全球生存空间和精神活动逻辑的理论思辨得以呈现。以往以地域性冲突和危机为化解对象的理论思维，已为全球性的冲突和危机的化解所代替。在当前这样的新时代、新形势、新危机、新冲突面前，儒学如何“与时偕行”，以新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观点、方法来观照，建构体现当下时代精神的真正的儒学哲学理论思维体系，是当代学者的历史使命和不容推卸的责任。 一 哲学理论思维的生命和价值，就在于日新、日日新的创新。如果停滞新陈代谢和丧失创新力，那么，哲学理论思维的生命就会枯萎，价值就会隐去。换言之，当代儒学的生命就在于创新，无革故鼎新，儒学的生命也会凋谢。 儒学在其两千多年演进过程中，尽管有时式微，但总体来说却生生不息。孔子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为救世而奔走各诸侯国，在整理编纂“六书”中，吸取其理论思维的营养，创立了儒家学派，奠定了儒学理论思维的基本内容、性质、特征和框架，而成为“显学”。从诸侯国分封割据到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社会实现了大转型、大变革。儒学如何适应社会的大转型的需要？如何能长治久安？是当时法、道、儒各家所思议的热门话题。汉武帝为使刘汉政权“传之亡（无）穷”，而举贤良文学之士，以对策的形式“垂问乎天人之应”。经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殚精致思，吸收先秦名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入儒，建构了“天人感应”的新儒学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回应了汉武帝“天人之应”的垂问，为当时社会治理中所存在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政令刑罚、礼乐教化、学术思想等的不一统的冲突，与由此而产生的危机，提出了化解之道，儒学获得了新生命。 自汉末到唐，由于内外的种种因缘，儒学未能唯变所适地创造出化解现实社会错综复杂的冲突和危机，从而淡化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理论思维、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领域的应有智能和效用。尽管如此，儒释道三教在长期不断互动、交流、论争的冲突融合中，儒学以其特有的理论思维、礼乐制度的形式，获得了生命的存在。 宋元明清时的理学家，以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面对佛教的强势文化，他们出入佛道，“尽究其说”。既挽救了“两汉而下，儒家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的颓势，又融突和合儒释道三教，把唐代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落实到“天理”上。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异，下自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援佛道入儒，适应了新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终极关切的需要，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使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六朝的儒学，涣然而大明于世。儒学由于理学家的创新，不仅获得新生命，而且把儒学发展到顶峰。 二 儒学之所以开创，董仲舒和宋明理学之所以发展了儒学和赋予新生命，归根到底就在于创新。创新是指继承往圣和诸子基础上，度越往圣和诸子，既不是照着讲，也不是接着讲，而是在“穷理尽性而至于命”的效能上，充分体贴和把捉时代的现实需求和时代的主流精神，以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话题，建构新哲学理论思维体系，而自己讲，讲自己。 从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儒学新生命创新的实现来看，其动力源都来自开放地、“以他平他”地融突古今中外经典文献、人物思想的和合体。董仲舒是度越了秦法和汉初黄老，平等而尊重地融突吸收先秦各家思想，从而创新性地建构了具有新生命价值的新儒学。宋明理学度越了自南北朝隋唐以来强势的佛教文化以及僵化了的儒家训诂之学，解放思想，探赜义理，融合中外，创新儒学，使儒学新生命获得璀璨地开显。 从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创新儒学和儒学新生命的开显中，可以体认到： （一）在致思时代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中，提升为化解冲突和危机的一种哲学理论思维，才能体现为一种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作为民族精神阶段性的体现，它是对民族的生命存在和民族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