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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设计在中国 　　安东1990年来到中国定居，已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20多年，他经历和见证了中国高速发展变化的时代。而且在来中国定居前，他的童年已与中国结缘，1968年，11岁的他就曾随父母来到中国。“我在中国度过了一段最快乐的童年时光”——他和小伙伴们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逛宫殿，游寺庙，爬宝塔，吃一两分钱的冰激凌，五分钱一碗的汤面，逛玻璃厂淘古玩，还曾下乡学农。中国早已是安东的第二故乡，他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情结。作为设计师，他呼吁：“请不要再套用过去的创造和过去的方案。过去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以新的方式重新创造、重新诠释，中国的过去的财富是创造新理念的不尽源泉，仍是未开发的宝藏，因为到今天为止人们所做的，只是简单的拿取，而没有重新诠释或改造，即没有发展。” 　　以跨越东西方的思考，安东一直不断地寻找着中国设计的方向。 　　中国，童年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是在六十年代初的儿童故事书，大多数都是关于中国孩子在村里战胜日本侵略者成为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这些书，还有瓷娃娃和传统的丝绸衣服一起都是父亲几次应中国青年团邀请访华时带回的。有一次，父亲他甚至还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我家在一九六七年搬到了伦敦，有一次应邀到中国使馆赴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也是我头一次吃到中国菜。 　　又白又软的中国“面包”，也就是蒸馒头，还有一点咸味都没有粘米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对于我们来说，面包就应该是金黄色的，外壳硬硬的。而我们在烹制米饭时会加入蒜、洋葱和盐来调味，因此我们想当然的以为米饭就应该是一粒一粒分散开来的。宴会的主人，参赞先生和一秘、二秘都穿着灰色和深蓝色的中山装，很正式，但他们的脸上都带着轻松、愉快的微笑，整个宴会的气氛友好而亲切。后来我才发现微笑是中国人的标志，也是让他人打开心扉的钥匙。 　　从那天开始，中国和中国人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一周后，在新闻里看到了那天宴请我们的人，当时一群人来在中国驻伦敦使馆前，因为英国驻北京使馆被红卫兵焚毁了。两个月以后，我们抵达北京机场，在友谊宾馆住了两年时间。 　　一九六八年四月，我们乘坐一架四引擎小飞机从上海前往北京，旅途中乘务员哼着文化大革命的歌曲未到我们身边，给我们送上水果和“大白兔”奶糖，这些奶糖现在仍能在市面上看到。 　　大约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友谊宾馆。宾馆似乎是空的，一个人也看不见，灯光十分昏暗。走廊里贴满了各种彩纸和黑墨水写成的大字报。红色的大型横幅上挂着黄色的字，大多是毛主席语录或歌颂伟大领袖和红太阳的词句。 　　翻译领着我们来到了餐厅。这里一团漆黑，空无一人。圆桌上铺着蓝色的塑料桌布。等了好一会儿，厨子才睡眼惺忪的走了出来，而且脾气很坏，嘀嘀咕咕的和翻译说了一大堆话。二十分钟后，端上未六个盘子放着四个没炸透的鸡蛋，还有一些水。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吃的第一顿饭。 　　第二天，新华社的司机和翻译带着我们乘坐一辆奶油色的苏制轿车游览了天安门广场，车的速度只有二十公里/小时，而且每隔三十秒就要按一通喇叭。 　　街道上看上去空空荡荡的，我们的车是一路上唯一的一辆。旁边的小巷里挤满了自行车，所有的东西都要蒙着厚厚的一层土，路的两旁的树也是新种上的，又瘦又小（后来才知道，政府刚刚开展了一次植树活动，一方面美化城市，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制从戈壁沙漠刮来的尘土）。汽车停在天安门广场北侧毛主席塑像前，不到一秒的时间，就被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包围了，他们要么摸摸我们的头发，要不扯扯我们的衣服，但人人脸上都挂着微笑。当然想游览广场和照相是不可能了，根本挪不动步，而且什么也看不见，眼前全部都是中国人的笑脸。 　　无论中国的形势如何，我却在中国度过了一段最快乐的童年时光。学习汉语很有意思。我们的老师姓毛，是一个圆圆脸，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年轻女老师。她教我们认识革命标语上的汉字“毛主席万寿无疆”，她教我们唱革命歌曲“东方红，太阳升……”谁也记不清我们和来自希腊的两姐妹究竟开了她多少玩笑，谁也记不准我们和尼泊尔革命党子弟一起吓了她多少回。 　　他还根据自己所知的革命形象给我们起了中文名字，直到上小学还在使用他起得名字。我的名字叫洪武，意思是红色的武器。 　　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高潮，学校也开始批斗学术权威、反革命和反革命家庭子弟（包括那些被怀疑里通外国，同情我们的人）。这也是我们总要停课的原因……外国孩子是不能参加这些活动的。因此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去玩，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逛宫殿，游寺庙，爬宝塔，要知道北京是再安全不过的游乐场了。父母才没空管我们呢！他们一周要工作六天时间， 　　除了一两分钱的冰激凌，玩儿起来也不花钱。我们不在友谊宾馆吃饭，而是跑到对面的农业合作社，来一碗五分钱的汤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