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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互联网公益众筹对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 　　摘要：社会自治能力是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志之一，而公民参与是提升社会自治能力的重要前提。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技术的革新正在给公民参与带来崭新机会，互联网公益众筹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技术赋权的产物，互联网公益众筹通过降低公民参与成本，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便捷通道；通过增强社会自组织程度，推动公民自治；实现由公共权力解决的问题回归由社会自身负责；通过培育社区意识，增加人们对集体的责任感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兴趣。互联网公益众筹势必会成为我国社会大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途径之一。搭建高效、安全的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互联网公益众筹的合法性和监督机制的尽快落实形成，都是保障互联网公益众筹在未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社会自治；互联网；公益众筹；公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7-2-0056-04 　　公民参与（civic 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关心和参加社会公共事务的行为，公民参与对于提升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的“第五化”。强调动员包括法制、市场、社会、人民等多方力量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的预期目标，其中社会的自治能力高低则是体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在尊重法制的基础上，推动社会自治，一个具有足够自治能力的社会，其自治功能在社会管理中会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公民的积极参与，实现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的能量整合，让公民参与迸发的力量协助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国家治理各项事务的预期目标。 　　然而，我国由于社会公共精神的缺乏直接影响公民参与的主动性、有序性和有效性。我国目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转型过程“将‘劳动、货币、土地’的商品化压缩在同一个时空进行，三波市场化浪潮共同席卷而至，极大地挤压了‘社会’的空间”，[1]整个社会在收获经济快速发展硕果的同时，道德危机、信任危机、信仰缺失、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诸多转型期社会矛盾与问题纷纷浮出水面，公共意识与公共精神的缺失成为更普遍的流行病，就像托克维尔曾经的描述“有一种深思熟虑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驱使公民离开同胞而独处，退入家庭和朋友的小圈子。从此他安于这个根据他个人口味建立起来的小社会，心甘情愿得对更大的社会放任不管”。[2]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正是罗伯特?帕南特所说的《独自打保龄》现象。 　　发达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传统的强调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无法孕育发达的公共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所强调的治理模式的转变为我国社会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发达的公共精神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与此同时，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浪潮，是继“工业时代”之后，人类攀登文明高峰的又一次重大时代变迁。这场革命以超越时空和组织的方式正在重组人类生存与社会活动的各种关系，重塑社会和生活。传播技术的革新正在给公民参与带来崭新机会，新兴的媒体技术能够激发新的公民参与方式和参与机制，互联网公益众筹就是其中之一。 　　一、互联网公益众筹是技术赋权的产物 　　互联网众筹模式起源于美国，该模式创造性地颠覆了传统融资模式，使得普通大众成为融资来源。互联网众筹模式在欧美成熟后，推广至亚洲、中南美洲等地区。互联网技术让人们可以超越种种传统的物理限制，灵活而有效地采用多种社会性工具联结起来，一起分享、合作、甚至集体行动。就形式而言，互联网公益众筹先由项目发起人预设该公益项目所需资金数额，继而通过互联网发起众筹，如果能够在预先设定的时间内筹集到预设的资金，则该公益众筹项目视为成功；相反，则视为失败，已筹措资金则会进行退还。不同于众筹商业的回报性需求，公益众筹属于没有金钱回报动机的集体行动，身处互联网时代“群体在没有金钱动机和缺乏管理监督的情况下所能从事的工作数量和种类都在增加”，[3]其原因在于“妨碍群体行动的大多数障碍倒塌了，失去这些障碍，我们得以自由的探索集结在一起做好事情的方式”。[3] 　　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应用使得群体行动的创新性方法开始崛起，从“微博打拐”到“关爱抗战老兵”“冰桶挑战赛”……这些事件都显现了一种从网络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的力量转化，互联网成为求助、救助、召集行动的有力平台。每次行动不需要专人通知，只要发布讯息，就会有大批网民响应参与。作为社会公共物品（public good）的公益事业，互联网为其带来的不仅仅是传播形式和渠道的工具型创新，更对激发公共精神、培养公民参与起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