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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小河，唱出一幅肖像 　　2009年，何国峰已经离开“美好药店”乐队，变成“小河”，他自己出了一张专辑名叫《身份的表演》。在封面中，他头戴安全帽，系着白毛巾，戴着袖章，涂了脸谱……他似乎开始对人物的身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他更多的独自表演，颜色变得丰富，而不是之前的那支黑白乐队。他曾刻意保持着自己身上的那种小城青年气质，似乎是在用一种平静来阐释自己民谣中的癫狂。 　　一年后，小河在一家画廊做了些和声音有关的实验项目，他开始考虑声音的着力和灵感的发源，过去的创作方式并不能给他带来更多丰富的声音。于是，他用一种类似“机制”的方式，让自己主动创作，小河把它叫作音乐肖像。 　　2010年，他用12首歌曲记录了12个人物。5年后，他找到12组音乐人，将这些作品重新演绎。小河觉得这个音乐项目是一个程序、一种游戏规则，还是一套语言体系，它拉近了创作者与“灵感”之间的某种距离。 　　三联生活周刊：从创作角度讲，你当初为什么会做音乐肖像？ 　　小河：2010年我在一个画廊做些跟声音有关的实践，在美术空间展览的时候思考了声音应该怎么做互动、表演、展示。由此想到了很多，可能不光是某个作品本身，也是创作源头和根本，关于创作原发点层面的问题，这些都引发了我对自己创作本身的思考。 　　可能对于很多创作来说灵感是很重要的东西，我发现在以往的写歌过程中，灵感是突如其来的，被很多人神化了，它从天而降飞进脑子里。但是，其实你没有搞清楚它从哪儿来、到底是什么，就认定了那个东西叫灵感。只有它来了才能创作，不来的时候只能等。音乐是一种特别直接的感受，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年轻时总有不解。比如对社会的不解；对生命的思考、恐惧；对未来的迷茫。所以那个时候很容易写出歌来。也就产生了依赖，那种创作的习惯性也就成了所谓的“灵感”。 　　就在2010年，我发现自己创作的状态其实是很被动的，每天都在想新歌，但是很难像年轻时那样敏感，很多事发生之后也不会有很快的创作反应，那时生活也变得简单，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抱着琴待着。我发现当生活在改变，而创作模式还是以往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没找到创作源发点，作品就会越来越少，而且可能还会对自己有了消极的判断：“我创作力是不是不行，我是不是过时了？”所以，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把被动变为主动的改变。用一个机制去创作，虽然我对灵感是不完全了解的，但是这个机制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你在生活中不够敏锐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去突破自己的这种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说，音乐肖像的出现就像是一种新的创作规则？ 　　小河：它就像游戏一样简单。我给自己制定的规则是在这一年当中，每个月跟一个陌生人生活一天。把自己放在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人，主动触发。无论你对那个人有没有感觉，你喜不喜欢这个人，总会被影响和触动，先“做”灵感，它就像一颗种子，而我们共处的一天，就是土壤。我也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我有了感受，种子就会发芽，会长出一些东西，也会有些结果。 　　以往我们总觉得，一个作品的好坏跟这个作品里面的内容有很大关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特别好的创作，是特别小的、关于细节的。当然我并不否定宏大命题的艺术作品，我只是认为这种“微观视角”恰恰是常被我们忽视的一些东西，它是一种个人的体验，而非集体意识和题材操控的。我以前也没想过这些，但是做了一年音乐肖像，最后发现我选择的人物对象也在发生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说说。 　　小河：开始找人物的时候，我像小记者一样，找一些感觉身上有故事的人物，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是被社会定性的，是被社会化的角色。就等于是带着偏见去找人，我觉得这样会有问题。大概六七个月的时候，我就在想如何站在一个更开阔的角度去选人、了解他们，之后选择了“90后”的北京女孩、收藏家，这些人的身份其实没那么模式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选定的第一个人物是？ 　　小河：第一个人物是安徽的乡村教师。开始音乐肖像是在豆瓣上发起的，当时我在豆瓣上做了招募肖像人物的宣传，后来就收到很多人的消息。我从这些信息里去挑选，最开始就是按照题材去选择，像我刚才说过的。 　　这个人没有发照片，就是一份简历，我当时还看到了他一并发来的诗，总之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挺吃惊的。他叫王刚，我起初觉得他的身上应该有点书生气，或者是印象中乡村教师的那种典型穿着，但是我都没有看到，因为那种样貌的塑造，常常是被媒介塑造的形象。就像我小时候看电影，好人、坏人很容易分清，国字脸、浓眉大眼，都有自己的角色担当，我一直怀疑这种标准。 　　后来我还发现，在豆瓣上报名的大部分是文艺青年，这位乡村教师也是。他在小镇上当老师，也听张楚、周云蓬，他喜欢文学，写诗，我逐渐发现，其实他和我们很相似，面对着相似的人生问题。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