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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性新闻—社会生活的探雷器 涂显锋 调查性新闻一般被称为深度报道，在新闻业界和教学中也被称为调查报告。我国的管理者通常把新闻报道分为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绝大多数调查性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是负面的、丑恶的社会现象，主要是揭露隐在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性质上属于负面报道主。正因为此，调查性新闻也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所以它也常被人们称作揭黑报道。如果把这些矛盾和问题比作社会生活中隐藏的地雷，那么调查性新闻无疑是一种敏锐的探雷器，而从事调查性新闻工作的人则不愧为处在阵地前沿的探雷者。 本文讨论的范围是负面调查性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包括正面和负面的作用。笔者的基本观点是：调查性新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对社会生活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合理适度的调查性报道对社会生活有着强大的促进作用，是大有可为的。 调查性新闻所包含的第一个矛盾是新闻现象与本质目的的矛盾。调查性新闻总是力图以报道负面的、丑恶的内容来揭露矛盾、问题，引导舆论批判不平等不合理现实，从而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合理地、良性地发展，实现正面的、积极的本质目的。这是调查性新闻最基本的内在矛盾。调查性新闻之所以能够达到上述目的，实现矛盾的统一，在于新闻的公开性及其作为舆论监督工具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问题和矛盾被揭露并公诸于世，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觉，迫于舆论的压力，政府也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探出“地雷”，掀除“陷阱”遮盖物，是调查性新闻的职责所在，也是新闻“耳目喉舌”作用的具体体现，而除雷填阱的工作则需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来完成。即使一篇调查性新闻只是针对个别重大事件而作，其影响也是广泛甚至是普遍的。它不仅影响个案的解决，而且提高人们的警觉，促使人们审视身边有无类似问题，并避免重蹈覆辙；甚至触动一些不合理的具体制度，促实其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孙志刚事件的报道导至收容制度的取缔；2001年初，《中国经济时报》刊登的《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引起了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的关注，160多名涉案人员受到法律制裁，朱镕基下令整顿证券市场；2002年12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王克勤的调查性报道《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披露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虽然掀开的仅是全国出租车行业黑幕的一角，但其意义，普适全国。该文发表第8天，温家宝就这篇利国利民利劳动者的文章批示：“出租车行业问题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有关部门应该深入调查拿出具体整改意见，以北京为试点，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2003年大年初一，朱镕基专门慰问北京出租车司机，并指出：“这个行业管理体制存在严重问题，确实需要大力改革。”调查性新闻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调查性新闻所包含的第二个矛盾是利益的冲突。2003年记者节，著名揭黑记者，被业界称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的王克勤在接受新浪传媒的采访时说：“不是我有意识要跟人作对，因为一些部门、一些官员或者一些奸商，他在与人民作对，与人民利益作对，与人民的生命作对，与国家法律作对，与国家利益作对。所以我觉得我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我觉得理所当然应该和他们作对。”这段话揭示了调查性新闻所包含的第一对利益冲突，即“一些部门、一些官员或者一些奸商”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调查性新闻要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必然要揭露和批判黑恶势力掠夺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劣行、手段，损害这部分人的不法利益。这必然导致记者的采访报道工作受到重重阻碍，甚至招至惨痛的打击报复。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便自然引出了第二对利益冲突，即记者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的矛盾。王克勤的调查性报道《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在《中国经济日报》刊登后，坑害人民的罪犯受到了法律制裁，人民的利益得到了维护，但却有人悬赏五百万元买他的人头，家人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他供职的《甘肃经济日报》也令他下岗。《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刊登于《西部商报》后，黑恶势力现形受罚，堡子乡人民得救，但王克勤却被开除公职，且受到黑恶势力的严重威胁，不得不逃离兰州，流落京城，供职于《中国经济时报》。由于我国现行体制的局限，加上调查性新闻运作的成本高、时间长，使这些以揭黑为新闻理想的记者们往往成为“低产田”，收入十分有限，且很大一部分收入还得消耗在高昂的采访成本上，因此，包括王克勤在内的绝大部分揭黑记者，生活状况都比较差。另一方面，调查新闻因为涉及尖锐的利益冲突而存在着很高的危险性，“探雷”的要求很高，一不小心“地雷”就炸到了自己。用王克勤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高风险、高成本”的职业。《西部商报》记者王勇曾经在网吧里写稿时（自己没有电脑），被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