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之遇崇祯与康熙黄宗羲之遇崇祯与康熙.docVIP

黄宗羲之遇崇祯与康熙 题记：想写一篇关于黄宗羲思想的读书札记，先要介绍其生平。在读黄宗羲的传记与年谱时，触动了横亘胸中多年的两点感慨，便忍不住写下了这篇文字。说古又何必道今？读者自由联想好过作者强作解人。 黄宗羲，可以算是有清一代思想家兼学问家之中，成就最高的一位。清初大兴文字狱，乾嘉学派起“出品”的是训诂辞章大家，无关思想；晚清西学东渐，严复、梁启超等人有启蒙之功，但算不得学问大家。而明末清初三大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当推黄宗羲居首，黄乃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美誉。 黄宗羲，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在家乡寿终正寝。他的一生经历传奇，受知于两朝三帝。 其父黄尊素，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东林党人。天启二年尊素任监察御史，多次冒死上疏言朝政之失、劾魏忠贤阉党；天启六年（1626年），被阉党害死于诏狱，是同期殉难的杨涟、左光斗、周顺昌等“七君子”之一。当锦衣卫旗尉赴苏州逮捕周顺昌等人之时，引起苏州城士民公愤而击杀使者；城外人也要攻击欲逮捕黄尊素的朝廷使者，“尊素闻，（恐这种有大逆不道之罪的群体事件酿成大事变，于士民不利）即囚服诣吏，自投诏狱”。真一敢作敢当之汉子也！ 崇祯皇帝朱由检甫即位，黄宗羲即怀锥入京伸冤。他到京时，魏忠贤已伏诛，便具疏请诛曹钦程、李实等阉党党人。适逢朝廷会审党人许显纯、崔应元，黄宗羲作为受害者家属出庭作证；对簿之时，黄宗羲“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又殴应元，拔其须归祭尊素神主前；又追杀牢卒叶咨、颜文仲，盖尊素绝命于二卒手也。……于（阉党仇人李实）对簿时，复以锥锥之。狱竟，偕（被害）诸家子弟设祭（诏）狱门，哭声达（宫）禁中。思宗（即崇祯帝）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清史稿·黄宗羲传》） 以今天眼光视之，黄宗羲的复仇，不同于武侠小说中的英雄，痛打的是落水狗，算不得大智大勇；于公堂行私刑，置王法于何地？但当时的人不这样看：那年头言忠并言孝，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宗羲之举乃在人情之中，不算过分。崇祯帝，对他的行为，也抱持充分的同情性理解。如果黄宗羲“宽宏大量”，反为杀父者开脱罪过，与构陷其父的阉党和忠实执行恶令的狱卒“一笑泯恩仇”，那是要被人们视为悖逆天理人伦的！ 中国人知人论事，一向是尊重天理与常情的。御厨易牙烹了自己四岁的儿子让齐桓公品尝人肉的味道；管仲临终警告齐王说，易牙这样做没有人性，不宜为相。勾践向吴王示忠爱，尝吴王粪便测病；伍子胥一眼看透此人是装蒜。吴起亲自为士兵吮吸疽痈，其母叹其必死；《三国演义》里讲到“刘备摔阿斗”，民间知是“收买人心”……不按人性的常情常理出牌，必有奸诈，就是这样，古往今来永不变。当然，现代社会，讲人道主义，在事实真相明确、是非不被混淆的前提下，对仇人讲饶恕，对“坏人”讲宽容，不计前嫌那又是一回事。 南明时期，黄宗羲是东林党之后的“复社”领导人之一，被阉党阮大铖指为东林党余孽受到迫害。清兵南下时，黄宗羲曾组织“世忠营”武装抵抗。鲁王监国时，授职左副都御史（相当于今之中纪委副书记），也曾作为副使“乞师日本”而抵长崎，惜日本非申包胥哭秦庭时之强秦，无功而返……反清复明无望，宗羲乃奉母返里门，毕力著述和讲学。 康熙十七年（1678年），朝廷下诏征博学鸿儒，翰林院掌院学士（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党校校长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叶方蔼向皇帝举荐黄宗羲，后又有以都御史监修明史的徐文元、刑部尚书徐乾学举荐，黄宗羲都以年老力辞。 康熙十七年，离清兵初入关的顺治元年（1644），不过34年；这一年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璠继位，要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吴世璠兵败自杀，三藩之乱才告结束；而征服台湾郑氏王朝要到康熙二十三年。因此，我们不能不佩服康熙皇帝的自信与大度：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战争尚未结束，他就可以对曾经参与抗清战争的黄宗羲、顾炎武等前朝名士“既往不咎”地加以延揽了，这与明末不遗余力排斥异己的风气多么地不同！ 难道不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清初的皇帝有这种海纳百川的自信与度量，才使得天下归心，成就了满族王室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国267年？黄宗羲等前朝遗民，虽然不愿违背“忠君”的臣节，不愿事二主，但是显然对新朝新君是认同了：一不拒绝与新朝的官员私人交往；二不反对子女和子弟出仕新朝，比如让门人万斯同做了《明史》的主编之一，其子黄百家也入朝参与修史。这在伦理上无懈可击。因为黄宗羲自己不仅做过南明小朝廷的官，且早在天启三年他十四岁时，就被“补仁和博士弟子员”念书，享受了朱明王朝的恩惠。比他小两岁的“同学弟”顾炎武说得好，“天下（社会道德、民族文化）兴亡，匹夫有责”，而“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没有食过朱明王朝俸禄的人包括黄宗羲的子孙和门人，有什么义务要忠于前朝呢？ 康熙二十九年，黄宗羲年已八十有一。“二月，圣祖仁皇帝问徐尚书乾学：‘海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