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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之惑 　　被“编制”的青春 　　如果不是父母的“强硬建议”，海外留学归来的李晓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职业生涯将从一名城管做起。此前，她已经找到了一家小型公司做外贸，能理所当然地将所学的商科知识在商场上发挥用武之地，然而刚公布的公务员考试结果却将一切打乱了。 　　原本，她只是“试试看”。在父母的催促下，报了一个招录人数较多的城管职位，但她压根没有想过自己能考过，更没有想过自己要去从事城管。“这与我的专业所学和职业规划根本不相符嘛”，李晓说。 　　然而当得知女儿考中的消息后，父母显然“不淡定”了。面对犹豫不决的女儿，他们开始了轮番教育： 　　“5000多人报考，只录取50人，录取比例还不足百分之一，千辛万苦考上了，怎么能放弃？”妈妈苦口婆心。 　　“这次招的是有‘编制’的，你知不知道一个‘编制’有多重要？你知道‘编制’意味着什么吗？”爸爸言之凿凿。 　　或许，现在的李晓还不能切实体会到编制的“含金量”，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听父母的话，去城管大队报到了。因为她注意到在整个报名招聘的人群中，不乏来自复旦、上海交大、浙大等名校的硕士，甚至还有两名博士。“他们都来报考，这个职位这么抢手，应该有它的好处吧”，李晓说。 　　年轻人，到“编制内”去？！ 　　曾几何时，大批“编制内”人士扔掉“铁饭碗”，形成波澜壮阔的“下海潮”。大学生在毕业时也面临戴黑（治学）、黄（经商）、红（从政）帽的选择。然而今天的年轻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批的毕业生以视考入“编制内”为最有进取心的表现。 　　有统计显示，自2009年以来，每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超过100万，2013年更是达到了156万人，最热岗位的招录比竟然达到了令人咋舌的8436∶1。除了公务员队伍，央企和事业单位也成了热门，大学生对户口、稳定、福利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创新和创造的激情。而与此数据对应的，则是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公务员是“幸福感”最高的群体。 　　不可否认，有不少年轻人怀着一腔热忱，希望通过进入公务员队伍，实现自己经世治国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但如此泛化对“编制”的向往，更多恐怕是源于对编制“含金量”的向往。收入稳定、有社会地位、高福利、享受公费医疗、子女入学优先，甚至一些机构还能提供内部经济适用房。不必担心所在行业的景气与否，也不必理会外界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编制很多时候是与之捆绑的社会资源的代名词。编制与所附带的利益不脱钩，就必然有人愿意“死在编制内”。 　　“编制”引发的不公 　　所谓“编制内”和“编制外”的身份出现，在我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 　　由于事业单位人员编制管理严重滞后，目前不少地方的事业单位人员编制都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核定的，为满足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事业单位被迫大量编外用人，超编现象十分普遍，一种新的身份意识——“编内”与“编外”人员的身份差异在日益强化。由于编制管理改革没有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同步进行，编制问题已经成为制造就业歧视的主要理由。 　　僵化的人员编制管理已经成为限制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妨碍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之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社会就业公平和民生基本保障。不仅如此，滞后的人员编制管理对深入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造成了极大困难。在岗位设置方面，如何解决工作所需的“编外”人员定岗，已经成为设岗工作的一大难题；在人员聘用方面，由于编制额的限制，许多单位合理的人员招聘受到限制；在工资报酬上，“编内”与“编外”人员同岗不同酬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合同签订方面，“编外”人员的合同条款往往很不规范，不少单位甚至不予签订合同；在职业发展方面，有的单位对“编外”人员设置许多限制，不考虑提职晋升和职称评定。 　　在相同的部门干着同样的工作，“编内”和“编外”的工资差距可能有几千块钱；一个扫了几十年大街的老伯，因为没有编制，等到60多岁扫不动了，只能回家继续种地没有真正经历过“编制外”的痛苦，大概不会体会到一个小小的编制，到底意味着什么。 　　也正因编制有如此的魔力，在2012年哈尔滨环卫系统向社会公开招聘的457个环卫工勤岗位，就吸引了一万多名报名者。进入最终竞争的7000多人中，约3000人拥有本科学历，还有29名硕士生。“有编制，能落户”是最大的吸引力，一个参与竞争的研究生声称“死也要死在体制内”。 　　“稳一代”失的是勇气，缺的是安全感 　　梁启超曾在《少年中国说》中定义年轻人应有的气质：“如朝旭初阳、如初生的虎犊、如活泼的戏文、如春前的青草、如海洋中不断增生的珊瑚岛。”而如今的中国少年，显然缺乏这样的朝气与魄力。他们大多数不敢闯，不敢拼，只想拿到一个有终生保障的“铁饭碗”。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年轻人走出校门，寻找的是青春和理想的安放地，是价值实现的空间。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不少的年轻人尚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