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docVIP

论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也谈思想方法问题 最近,学界对汉武帝的学术思想政策发表了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说汉武帝“并非独尊儒术”不符合传统的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论,是“陷于迷惘”(见本刊2003年第7期转载周桂钿《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一文)。这是对本人一篇文章的批评。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此问题谈一些意见。并附带谈一下与此问题有关的思想方法问题。 一、司马迁与董仲舒意见分歧、何去何从? 现在所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是不是概括了汉武帝的学术思想政策的全部内容,要从实际出发,了解其与武帝所推行的政策有无差异和矛盾,武帝是不是不折不扣执行了这个建议,才能做出决定。然而,在未充分论证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有的学者和大学、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就把这个建议与汉武帝推行的学术思想政策二者画了等号。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然而,以此解释历史时,却与历史实际发生了惊人矛盾。一本权威辞书解释“罢黜百家”辞条时说“董仲舒建议独尊儒家学说,罢黜诸子百家,只有通晓儒家学说的人才能做官”。作为解释董仲舒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是,如联系历史实际就不通了。由于汉武帝通过多种途径选官,虽然举贤良时曾罢黜百家只从儒生中选官,对太学博士弟子也是从儒生中选官,然而,通过其他途径却选拔了大量非儒生当官。如张汤就是从学习法律文书的小吏逐渐提拔为廷尉、御史大夫,而成为武帝宠臣的。桑弘羊则通过“赀选”当郎官,后被提拔为御史大夫的。学纵横术的主父偃、杂家东方朔是通过“公车上书”当官的。汉赋名家司马相如是通过“征辟”当官的。汉武帝时选官的途径多得很,高官可以“任子”,富人可以买官,都有法可依。在这种情况下,说汉武帝选官时执行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只 选学儒术者当官,岂非自欺欺人。 武帝元封五年,下了一道《求茂(秀)才异等》诏书,内云: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踢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为世俗所讥议)而立功名。夫泛驾(驾车不循轨辙)之马,跅弛(放荡不羁、不遵礼度)之士,亦在御(用)之而已。其令州郡 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这一诏书是武帝不分学派、惟才是举选择人才的诏书。为选择能立“非常之功”的优秀人才,明确指出:这些人虽然有的为世俗所讥议,有的放荡不羁、不遵礼度,只要有当将相和出使绝远国度的才干,都在选择、任用之列。这一诏书的精神与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是不同的。董仲舒建议的内容,是要“绝”、“灭”百家的,是不允许儒家以外其他各家士人当官的。在此情况下,为了正确认识汉武帝的学术思想政策,就必须打破董仲舒 建议的框框,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幸好,在此问题上,除董仲舒的传统之外,还有不同意见者司马迁留下的传统。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说:“至今上(汉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引)百端之学。”司马迁这一意见是以事实为根据的。他在《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客观情况;在《酷吏列传》记载了增订法律、任用酷吏用严刑峻法治国的情况;在《平准书》中谈到曾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推动改革的情况;在《封禅书》记载了任用方士的情况;在其他有关传记则分别记载了对黄老学派的汲黯、纵横学派的主父偃、杂家东方朔、占卜者等各家各派学者的任用情况。司马迁的记载和论述具体实际,如果与董仲舒的建议加以比较,人们自然疑窦丛生,怀疑其建议是否符合实际是很正常的。我们不应把董的建议 与汉武帝的学术思想政策画等号。 二、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关键何在? 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关键在于论证法家思想是否也是其指导思想,“文革”前就有汉武帝是外儒内法、儒法结合的意见。“文革”后,金春峰先生在其所著《汉代思想史》中说:“武帝时期,尊儒的政策虽然确立了,但由于对匈奴的全国性战争,国家实际转入战时体制,因而在政权组成成分和政策指导思想上,不仅儒术没有独尊,相反被指名‘罢黜’的申商韩非之言,倒成了政治的指导思想,儒学被扫进了‘无权’的垃圾堆。”这里 指出:由于战争原因,汉武帝时,“不仅儒术没有独尊”,法家思想“倒成了政治的指导思想”。既然如此,“独尊 儒术”自然无法成立。 现在就来谈“并非独尊儒术”问题。“并非独尊儒术”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说汉武帝尊了儒术。这表现在:建元五年(前136年)置儒家五经博士,罢各家传记博士;元光元年(前134年),举贤良对策、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只选学儒术者为官;元朔五年(前124年),兴太学,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在弟子中选官以学习儒家经典优劣为标准。第二层含义是汉武帝除尊儒术之外,还“重视法家思想、重法制”,表现如下:一是继承先秦法家激进的改革思想推动改革,如《史记·平准书》载汉武帝说:“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