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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童俊博士：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儒家文化背景? 作者：[童俊] 来源：[] 浏览：[3427] ? 2007-04-20 [摘要]：本文作者运用精神分析学对自恋和自恋性障碍研究的成果， 通过对一组受过良好教育，有较浓儒家文化的家庭背景， 且有一定的工作业绩，但缺乏基本共情能力的人格障碍患者的临床观察，试图阐述儒家文化对这类人格障碍形成的影响，以及这种文化的哪些要素在家庭互动中导致了这种人格障碍的形成。历代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即如何通过自我努力而成为圣人，是儒家全部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但儒家的人文理想常常在现实中落空。对历史上儒家文化的这一凄惨命运应该如何解释？作者结合临床观察认为，这与儒家文化中的内在本质有必然的联系。儒家思想中过份强调理性，贬低情感的“君子”“圣人”的理想人格的社会期待；“人人关系”将“己” 作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点，缺乏对个人承诺所致的“自我客体” 式家庭人际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予人”“ 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的以“己” 为出发点的认知方式；以及儒家“修齐治平”的奋斗目标、过份的耻感和权威崇拜均蕴含有明显的自恋趋向。这些文化特质往往成为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温床。为此，作者尝试用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对儒家文化的反思之道，希翼加深对代表儒家文化的圣贤人格的理解。以及回应第三代儒家提出的“利用弗洛伊德学说对人性阴暗面的了解，弥补儒家在这方面历来认识比较肤浅的缺陷”。 ?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笔者在十多年的精神病医生和临床心理医生的工作中，发现了这样一类病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或有很好的职业经历，崇尚理性且工作学习成绩显著。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缺乏基本的共情能力---即不能站在他人的角度体会他人的心灵并认识和允许他人的独立性，不能与人建立真正的基于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的关系。这种情形在他们的亲密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中更为突出。他们常因严重的亲情关系如婚姻爱情关系、亲子关系的困难以及严重的抑郁焦虑情绪就诊。这类病人身上表现出严重的病理性自恋的人格特征。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类患者如此崇尚理性？他们内心经历的如此严重的角色冲突昭示了什么样的角色期待？这种以已及人，无视他人独立存在的人际认知方式又是怎样造就的……？ 遗憾的是目前在国内文献中仅见一例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个案报告。在此报告中作者称由于这类人格障碍的特征与精神障碍的相似性很小，临床上鲜有认识这类问题的经验，但人群中这类人格障碍者并不少见[罗小年等，1999]。 鉴于这个领域在国内几乎空白的状态，它急需人们去认识这类问题的起源与本质。这种状况激起了我探讨这类问题的兴趣。 结合我的患者的情况，我发现他们的家庭背景有一共同点，即这种家庭内弥谩着浓郁的传统儒家道德伦理观，儒家的某些价值似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座右铭。带着这种职业性的临床体验，笔者思考 ；如果我们假设文化很重要， 假设人们用极为珍视的或下意识地信奉的价值观指导他们的行为，是否患者生长的家庭环境中的儒家文化氛围影响了患者这类人格的形成？这种文化的哪些伦理价值观影响了这些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行为，怎样的互动成了这类人格障碍的温床？ 最经典的人格发展理论认为：人格在一个人成长的最初五年就已经定型，而其后的发展变化都是不重要的[弗洛伊德著,车文博译，1998]。如此看来我们只要研究家庭就够了。但现代西方有关人格的发展已在赶终身发展观的时氅，这样，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就不只是家庭，还包括学校和工作单位，以及时代的变迁。这后一种观点恰恰表明文化对人格是有重大影响的。 根据上述观点，中国人在其生命最初五年的发展也是摆脱不了文化的影响的,中国的核心家庭直到当代和西方也是大相径庭的。中国的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系统，他对塑造个体人格和社会角色，实现世代交替、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社会封建秩序的稳定性及其长期延续，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的作用和效力。[邵伏先，1989] 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次序和规范也是家庭关系法则的扩展和演变，人们对家庭关系的意识是人际认知的基础。而且，家庭和国家存在同构效应。“中国家族制度实在决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命运，乃至中国整个文化的命运！”[梁漱溟，2000] 同时，研究精神分析学的学者们认为人们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均来自童年的亲情关系。 中国文化是错综复杂的，它的历程一直是多种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过程。但儒家文化自始至终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是包含了一套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内的庞大的体系，它通过集体无意识早已进入到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 而且,中国的家庭形式保证了儒家文化仍在潜移默化地左右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李孟潮，2001] 由此，我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家庭这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系统上，探讨上述的一类病人在家庭环境中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在随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