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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村委会选举制度及其非理性运作 ——以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观点为例 摘要：村委会选举制度是村民自治的一种形式，其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本文根据理性选择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村委会的产生，用理性行动者理论来分析选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参与问题，并且就村委会选举制度实施中遇到的非理性运作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村委会选举；制度形式；非理性运行 村委会选举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农民自发创造的，而作为一种制度，则是国家设计并推行的。虽然我们都认为这是农村史无前例的社会进步。但是，其时基于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原因而产生的？村民在选举过程中又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在其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出现了令人难解的非理性运作现象。而是什么样的原因致使选民作出了非理性的选择？这一切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1 浅析村委会制度的产生 理性选择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导致制度变迁的因素有三个方面：第一、要素价格的变化(土地/劳动，劳动/资本，资本/土地等)，它意味着一项制度的受益者与受害者相对谈判实力发生重大变化；第二、有关制度的偏好和信息成本的变化；第三、技术的变化。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指一群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后者则指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并实行的制度变迁。 1.1 探因 村委会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产物，家庭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增强了农民的“ 相对谈判力”。实行村民自治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它是对原有集权体制的一种变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兴起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承包制将生产经营权下放给农民，给了农民以自主权，使农民成为生产经营主体。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却未能形成与这种承包制相匹配的管理农村基层的政治制度。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制度不均衡状况，使得农村集体财产大量流失。于是，广大村民像当初寻求家庭联产承包制这种经济制度一样，他们开始积极寻找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引发了另一个诱致性的制度变迁。 正如诺斯所指出的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它是一种自发性的制度变迁。这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在这里的表现就是村民委员会的创立。中央决策层认为这种组织形式适合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于是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的颁布使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新型的群众自治制度和直接民主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确立，即诺斯所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1.2 产生过程 村委会产生过程其实也就是一场博弈过程。理性选择制度学派认为，个体会仔细考虑各种可能性以选择能够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案，在实际中，村委会的产生过程是一场由中央、地方和村民三方之间的博弈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三方都权衡利弊，考虑到自己从这项制度安排获得比其他制度安排更好的收益，从而共同支持这一制度形式。 首先，当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没有相适应的制度与此相适应，中央政府遇到一系列问题：谁来管理农村的集体财产，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到由谁来组织、管理等等，而村民似乎找到了治理农村的最佳形式。从中央政府这一方面来考虑，村民自治可以提高农民民主素质，有利于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的提高，有助于农村的稳定发展；其次，从村民的角度来看，村民自治给他们带来实际的收益，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自主权有了保障，而且还有利于他们自我价值的实现；从地方政府这一级来看，在实行村民自治以后，通过村民代表的沟通联系，便利了他们在农村执行国家方针政策，而且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极大提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也增加了地方的财政收入。 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三方都考虑到自己从这项制度安排获得比其他制度安排更好的收益，从而共同支持这一制度形式，因而对此采取合作态度，从而使得村民自治的制度形式得以形成、推广。与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实施相关的行动者选民、候选人以及选举指导小组在制度实施中都试图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2 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参与 在村委会的选举中，作为理性行动者的选民面临两个重要的策略选择：要不要参与及如何选择候选人。由于村委会的事务与村民自身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村委会班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通过选举可以把不称职者赶下台，这是村民积极参与选举的原因。但村民在选举是否参与选举时要考虑到参与的酬赏以及相关的代价。影响村民参与的酬赏与代价的估价所谓因素主要有：前任村干部的表现，选举的公正性及经济发展程度。在村委会选举中，前任村干部滥用职权或是工作平庸，参与投票可以把不称职者赶下台，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村民的损失，投票的回报也就提高了。选举是否公正也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