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试辩.docVIP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试辩 　　 贾谊《过秦论》在高中、中专语文教材和大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都有收录。其卒章的点睛之笔“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结出一篇主旨，笔力千钧”;但对于这句话所表达的意义的理解，却有些见仁见智的分歧。 　　一 　　 据笔者所见，至少有三种： 　　 其一，因为秦朝的统治者不施行仁义，所以它的守天下和以前的攻天下，形势完全不同了。 　　 其二，秦朝历代君主一向不施行仁义，而自始皇起的末代三君主又未能领悟并适应“攻守势异”的政情变化，因而才由“必亡”走向了“速亡”。同这一说法比较接近的还有，“就因为不施行仁义，而攻守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啊。” 　　 其三，秦从前兼并六国时处于攻势，故可以依据地险，采用诈力，取得成功。但在统一天下后，形势不同了，就需要顺应新的情况，施行仁义，才能守住天下。 　　 比较三说，不难发现争论的焦点在于“攻守势异”的内涵及其与他不施仁义因而败亡，“仁义不施”的关系的理解之上。刘、唐二位先生的“攻守之势异”的译文虽然在字面上与其他两说差别不大，但这里的“势”不是始皇他们“所面临的形势”，而是子婴等人“所遭遇的‘身死人手’的最后结局”，是“仁义不施”的直接后果。那么，句子的实际含义是“守天下（的败亡）和攻天下（的成功）的结果（完全）不同了”。为称述方便，姑名其为“结果说”，即：不施仁义（因而）导致灭亡。 　　 陈先生则认为“攻守之势异”与“仁义不施”之间并非因果关系，“仁义不施”决定了秦王朝灭亡的必然性，而始皇以后的三君主未能领悟并适应“攻守之势异”的政情变化，则是导致秦亡的直接原因。他否定了“结果说”，另提出一个“双因说”，即：不施仁义而且不知势异从而导致灭亡。 　　 朱先生也认为“攻守之势异”是始皇统一后“所面临的形势”，这与“双因说”同;但他同时认为“攻守之势异”应是“施仁义”的现实依据，在“攻守之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没有“施仁义”，才是败亡的原因。这与以上两说均有不同。有人说得更明白些，“此句当译为：这是因为攻守的形势不同，而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不施行仁义的缘故啊。”“‘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强调了在‘攻守之势’发生变化的客观条件下，秦国的统治者没有实施仁政，这是秦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为区别计，可名之为“依据说”，即：势异则应施仁义，否则就会败亡。 　　二 　　 三足鼎立，谁是谁非？我们还是从原作中去找答案。 　　 文章中，贾谊在概述秦的兴亡史之后，紧接着运用对比来引导读者探求秦亡的原因。首先，“天下非小弱也”。是的，“雍州”只能算是“区区之地”，根本不能与“六合为家”的大秦王朝相提并论，这说明秦亡非地不利。其次，陈涉无论是个人资质、地位还是部下的谋士、士兵、武器，都不能与山东六国“同年而语”，说明秦亡也非敌之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巨大反差呢？作者用“何也”发人深思地设问之后，斩钉截铁地推出了自己的结论：“不施行仁义政治，因而攻天下（的胜利）和守天下（的败亡）的结局大不一样啊！”笔者认为还是“结果说”较为确切地把握了课文的意思。因为“攻守之势异也”正是“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换言，也正是秦王朝由兴到亡的历史的概括和复指。它与上文是那样的意脉相连。 　　三 　　 不过，这样理解也给人们留下了疑问：秦末三君主不能像先祖那样建功立业，不能保住自己的江山，是因为“仁义不施”;那么，言外之意是不是说先祖们行了仁义才由弱到强一统江山的呢？如是，显然与所述历史不符;如不是，那怎么他们就能“致万乘”，而二世们就该“身死人手”呢？也许正是为了澄清上述疑虑，“双因说”才将“仁义不施”的主语明确为“秦朝的历代君主”，也即没有领悟“攻守势异”的只是“秦末三君主”――附带说一句，“秦朝的历代君主”和“秦末三君主”实际上是同一概念，因为我们所说的秦朝始于公元前221年，终于公元前207年，其历代君主也就是始皇、二世和子婴三位。陈先生所说的“历代君主”大概是指穆公到子婴等二十余君，但这似乎应称“秦国的历代君主”。“依据说”也积极将上述疑虑消灭于意译之中，干脆把“言外之意”挑明了：进攻时可用诈力，统一后则应施仁义。这可谓是用心良苦，但这担心未免多余。 　　 首先，“何也”的设问看来是就成功和失败的原因的双向提问，而实际上发问的重心在“为什么守成不能像创业那样获得成功”或干脆说“为什么会亡”之上。这从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文章内容中都能得到证明。作者的写作目的在于借始皇等的守成失败来告诫汉文帝如何守成，“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作者所“过”之秦应是秦朝而不是秦国。虽然“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虽然“秦俗多忌讳之禁”，但是，他们都能“常为诸侯雄”;根据“成则为王败者寇”的习惯，根据“夫兼并者高诈力”的权谋，他们不但不在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