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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分化的双维进程——阶层结构分化和系统结构分化3行政... 中国社会分化的双维进程——阶层结构分化和系统结构分化 三、阶层结构分化和系统结构分化的关系 　　当然，将中国社会分化划分为第一维度和第二维度，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主次划分，也不意味两者是不存在任何逻辑联系的独立分化过程。相反，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等级性阶层结构分化和功能性系统结构分化是融混交织在一起的。 　　首先，就过程而言，等级性的阶层结构分化和功能性的系统结构分化虽然在空间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维度，但在时间上则是同时进行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是与中国的改革进程相一致的，都经历了一个由农村向城市、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推进过程。阶层分化最先出现在农村，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脱离传统的农民阶层而发生农民阶层的分化。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体制内的工人和干部阶层也开始了权力、收入和职业等方面的分化。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在进行一场堪称革命性的分化，即经济与政治的分离，无论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显示了经济系统开始从以政治为轴心运行转向独立运行的趋势。尽管这种分离和独立性是不完全和不彻底的，但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部分分离却标志着中国维持了几十年的社会运行格局由单轨运行转向多轨运行。毫无疑问，这种社会运行格局的转化是功能性的系统结构分化的结果和表现。 　　其次，从分化的动力和机制来看，等级性阶层结构分化和功能性系统结构分化的动力均来源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但等级性阶层结构分化是由改革所带来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的资源而引起的，而功能性系统结构分化则是由新的经济体制运行与原有高度重叠的社会系统结构之间的社会紧张所引起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改革之前由农民、工人和干部三大阶层构成。每一个阶层以一种具体单位形式而存在：农民阶层以村集体的形式存在；工人阶层以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形式存在；干部阶层以各级行政化机关的形式存在。各种社会单位通过对资源的垄断而迫使成员依赖于单位，才能获得必须的劳动收入、社会福利、合法的身份和政治权利等各种类型的资源。这种依赖性是改革之前我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改革所带来的体制外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的发展使得上述依赖性减弱，如果社会成员能够在原单位之外获得相同或更多的资源，他们就可能从原阶层中分化出去，形成新的社会阶层。同时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企业和个人成为市场竞争中的独立主体和法人；他们权利和义务也要求得到保护和规范；学术探讨也只有在科学性的前提下才有存在下去的可能等等。换句话说，社会的经济、法律和文化系统需要自己的沟通媒介来组织资源。但是这种需要在社会的子系统高度重叠的结构中是得不到满足的，“当这些功能需要位能得不到充分有效的满足时，就会对社会结构产生一种压力，迫使社会创造出一种更为有效、更为分化的结构安排”（帕森斯，1964）。故中国社会的等级性阶层结构分化和功能性系统结构分化由相同的动力所引起，但两种分化的机制是不相同的。 　　再次，从社会秩序的角度讲，等级性阶层结构分化对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威胁，而功能性系统结构分化则提高了社会系统的适应能力和整合方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阶层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现在仍然处于分化重组之中。阶层结构的分化虽然打破了原有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增加了社会流动，从而使社会结构的开放性提高。但是，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结束，“中国仍然是一种底层大、中间层小的‘金字塔型’结构，而不是中间大的‘纺锤型’结构”（李强，2001）。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由于缺乏一个充当缓冲机制的庞大的中间阶层，因而对社会秩序具有一种潜在的威胁和不稳定因素。比如，他们（进城打工的农民）在社会地位变迁上所受到的“城乡身份壁垒”的阻碍必然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抑制感和被剥夺感，这种抑制感和被剥夺感又势必引发他们对城市的异己感，对城里人的不信任甚至嫉妒，从而导致他们的反社会行为（王小章，2001）。 　　再比如，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下层成员的相对剥夺感和绝对剥夺感，社会地位的低相关性（权力、收入、社会声望等地位的不一致）所带来的社会紧张，阶层意识和责任感的缺失而引起“失范状态”等等现象都将成为社会的威胁和不稳定因素。因此，尚未完成的阶层分化在促使阶层结构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当前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但矛盾和冲突的增加并没有造成社会秩序和结构的解体，则归功于功能性的系统结构分化。一方面，社会系统结构的分化产生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社会结构。这种包容性的社会结构不同于以往僵化而机械的社会结构，包容性的社会结构并不禁止在适当的程度上宣泄不满情绪和表达不同观点，从而充当了“社会安全阀”的机制。另一方面，社会系统结构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