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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生悯死与乐天知命 　　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大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众人熟知的东晋时期的两篇名文佳作。有趣的是，这两篇体裁不同、风格迥异的美文都不约而同地谈及了敏感的生死问题，表达了各自的生死观。不过，两文虽然出自两位同一时代的封建士大夫之手，但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认识却不尽相同，甚至相去甚远。这一点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忽视或误读，值得对其加以比较和辨析。 　　《兰亭集序》描述的是作者王羲之与众名士们在春暖花开的修禊日里，来到风景优美的山阴兰亭，一起“流觞曲水”、饮酒赋诗、尽情欢乐的盛况，并由此延伸，感叹有生之乐和人生苦短，抒发了对生与死的感慨。《归去来兮辞》描述的是作者陶渊明因向往田园又“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去官职（彭泽令），毅然“归园田居”的喜悦和对秀美风光、诗意生活的热爱，进而表达了疏离官场、终老田园的决心以及对名利和生死等问题的看法。 　　从整体上看，两文在生死观上既有同也有异。不过，比较起来，不是通常的“大同小异”，而是“小同大异”“异大于同”。其中，两者较为相同的观点是生年有限、人生易逝。这个方面是比较明显的。例如《兰亭集序》云：“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归去来兮辞》云：“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内复几时？”面对良辰美景，两文作者都感叹人生苦短，不及自然万物那样生命持久。这是正常的心理状态，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关键是以何种心态来对待这个问题，能否正视这个问题。两文生死观的不同点正是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迥乎不同，差异甚大，有回避与正视、悲观与达观之分。这一点比较隐晦，需仔细辨别。具体说来，前者的态度是回避的、悲观的，不敢正视死亡的必然性。作者认为人生无常，寿夭由天，生命终归幻灭消失，因而为之无限伤感。例如作者慨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表现了在生死面前只能听天由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悲伤；他又借“古人”之口感叹“死生亦大矣”，并直接对人生的最终结局发出悲叹，如“岂不痛哉”“悲夫”等。这种感伤情绪在该文的后半部分挥之不去，笼罩着半篇文章，令人产生一定的压抑感。所以，王氏对生死问题的态度可谓是“悲生悯死”“谈死色变”。相对而言，后者的生死观虽然算不上是积极、乐观的，却也不是消极、悲观的，而是比较达观、开朗的，亦即看得开、敢正视。陶渊明直言道：“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作者认为在有限的、所剩无几的生命中，要顺应自然，随缘自足，恬然自安，安度余生，不可有非分之想。可见，陶氏对生死问题的态度不是回避和悲悯，而是直面生死、乐天知命、“视死如归”。 　　那么，同为东晋时期的士大夫，为何在生死观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应该与他们的个人身份、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不无关系。王羲之出身于晋代名门望族，身世显赫，当时位高权重的士族大官僚王导正是其堂伯父，唐诗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的王家即指其家族。然而，当时东晋王朝内忧外患十分严重：无力抵御外族入侵，被迫狼狈南迁，残存半壁江山，偏安一隅，苟延残喘，而且仍受虎视威胁。统治阶级之间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内乱频仍（如322年王敦之乱、327年苏峻之乱），导致生灵涂炭。此外，北伐严重失利，大败而还，损兵折将，死伤惨重（如349年褚裒北伐、353年殷浩北伐）。如此等等，不能不令统治阶级中如王羲之之类的爱国恤民之士忧心忡忡，心情沉痛。同时，他们也一定会对生命在战争中的极端脆弱感触良深，备感痛惜。另一方面，王羲之所隶属的门阀士族阶级普遍腐朽没落，颓废消极，暮气沉沉，仿佛得了集体“抑郁症”，这同样让人心情压抑。王羲之个人虽然不同凡俗，积极进取，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但他毕竟生活在如此残酷和沉沦的环境里，难免不深受周围士大夫空虚消沉、“贪生怕死”等不良因素的影响。所以，王羲之虽为成就非凡的书法家，但在文中流露消沉甚至悲观的情调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即为“环境造就人”。只不过，他比同时代同阶层的士大夫们要清醒、理智一些而已，能认识到“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认为不能将生与死等量齐观，主张有生之年应该做些实事，不宜醉生梦死。这也是这位大书法家的难能可贵之处。但消沉、颓唐、萎靡、堕落，毕竟是他们这个阶层的精神常态，是无法从根本上消弭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兰亭集序》在生死问题上出现消极、悲观的论调，不仅是王羲之个人思想情绪的体现，更是他所处的整个士族阶级的思想倾向的体现，是腐朽颓废的统治阶级在政权日薄西山、风雨飘摇之时发出的集体悲鸣与哀号。 　　与此相反，陶渊明就大不相同了。他虽然也出身于官僚家庭，但不属于士族阶级，没有世袭特权，父亲只做过小官又早亡，家境此时已经没落。他个人虽然也曾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