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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艾田蒲《中国之欧洲》有感 　　摘 要： 《中国之欧洲》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中艾田蒲阐明了欧洲通过耶稣会传教士的精神了解到的中国文化，并通过自身对多方面各种材料的搜集与分析论证了欧洲自古罗马帝国到布莱尼茨阶段得益于中国文化的一切；下卷中艾田蒲通过对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两位启蒙思想家的详尽研究，全面分析了“中国孤儿”这一主题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演变，陈述了欧洲对中国由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本文以两卷本《中国之欧洲》为基础，通过论述该书体现艾田蒲在比较文化这一领域的理念与创新。 　　关键词： 艾田蒲 《中国之欧洲》 欧洲中心论 比较文化 　　比较文学大师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原名《哲学之东方》，是以根除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殖民历史后遗症为创作初衷的两卷本比较文学著作。作者以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开阔的东方意识，从翔实丰厚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以及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历史作了十分精当的描述和独到的研究，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批驳了“欧洲中心论”，有力地论证了中国思想、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以“给陷入高卢中心论、欧洲中心论而难以自拔的比较学科注入一点活力，指出一个方向”为主旨的《中国之欧洲》中，艾田蒲开篇便在序言中向欧洲中心论者发起进攻，就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这一问题展开分析研究。印刷术由中国人发明，在东方已是妇孺皆知的事实，但在西方，尤其是西方文化界对既定事实做出了另一番辩解，这显然是欧洲沙文主义无视中国文化的创造，曲解其价值加以受用的表现，而艾田蒲作为中国文化醉心的探求者和中国人民最忠心的朋友，他毅然迎接并回击了来自欧洲中心论的挑战，他专注于中国文化古籍和东方阿拉伯历史文献的考证，多方求索，终于以不可辩驳的历史佐证，推倒了人类文明史上一桩极不光彩的疑案。在某些沙文主义批评家指名道姓的谩骂中，艾田蒲坚定信念，誓要让世人了解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和迷狂的欧洲中心论曾在西方文化界、学术界膨胀到何等恶劣的地步。因此，推倒陈说，荡除欧洲中心论的余毒，还中国文化以历史的本来面貌，便成了一个比较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该书富有创意和价值之所在。 　　二 　　在《中国之欧洲》中，艾田蒲向世人展示了独到的比较文化观，这首先体现在艾田蒲改变了以往从孤立的短时段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惯例，转而从全局、长时段角度考察东西方文化，将中国和欧洲文化的关系研究回溯到中国先秦时代。在《中国之欧洲》中艾田蒲将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粗略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国之欧洲”和“欧洲之中国”两部分。前者是指19世纪以前，这个时期中欧文化交往是以中国对欧洲文化产生的影响为主的，此时欧洲从自身实际政治文化需求出发，对中国文化与发明进行较为全面与集中的介绍和引进，出现一股较为显著的中国风尚。就像中国古代经常将“西方”设想为极乐世界一样，欧洲也长期把远东的中国想象成一个富裕、和平的黄金国，因此1301年《马可波罗游记》写成后才会引发那么大的反响，自此在几百年内，这本不无夸大的游记就成了欧洲人了解中国的主要、往往也是唯一的史料来源，也为无数人提供了前往中国找寻黄金的动力。艾田蒲对中国文化的偏爱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丰富着欧洲的思想、科学和艺术”，他崇尚中国哲学，“使我受益的中国哲学家如孔子、庄子绝不在蒙田之下、荀子可以与奥古斯丁媲美，王充胜过黑格尔”。这些观念虽仅代表艾田蒲的个人喜好，但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可见一斑；后者是指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和欧洲的文化关系出现逆转，由此进入欧洲文化强势影响中国文化的时代。他指出：“此后，欧洲向中国人提供了不少类似的服务（哪怕是原子弹、卫星运载火箭，正在建造的空中飞船），完全可以毫不避讳地承认它所得之于中国的那微薄的一点点东西：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 　　透过艾田蒲对“中国之欧洲”与“欧洲之中国”两个阶段中中欧双方在文化上的相互给予关系不难看出艾田蒲本人在比较文化领域所坚持的另一个观念，即阐明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体、相互依赖且互为补充。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应该平等对待，得到重视。艾田蒲以布莱尼茨在已有思考的基础上，参考中国《易经》八卦语言，进而创造出二进制算数为例说明：跨文化传播并非生硬地照搬照抄，而是相互借鉴、相互激励的过程。作为一名出色的跨文化研究者，他在斥责“欧洲中心论”的同时，也并未苟同“东方中心论”，艾田蒲既反对欧洲人出于一种优越感，曲解、藐视中国文化，更不赞成盲目赞颂中国文化，他认为欧洲文明并不是对东方文明的简单模仿，但也不能否认文化传播过程中信息量积累的本质问题。在《中国之欧洲》中，艾田蒲热情肯定了布莱尼茨和伏尔泰等前辈作家的开放精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