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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全球治理：一个跨宗教的比较视角 　　宗教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是当今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宗教观念自身来看，宗教在和平与冲突中的角色是矛盾的。具体说来，每种宗教都包含和平的因素，同时却又常常成为冲突的动力。然而，这一矛盾的角色却促成了宗教与全球治理的关键机制。这其中的核心在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建构，公民宗教是具体的表现形式。其具体的步骤包括：全球民主的机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宗教人权、宗教对话等。治理概念的引入标志着与孔汉思的全球伦理不同的路径以及理解当今宗教与全球秩序之间关系的新视角。 关键词：宗教；治理；公民社会；秩序 　　随着全球宗教复兴和宗教政治化的趋势，宗教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宗教在和平与冲突中的地位，更是值得人们密切关注。传统的宗教学者总是倾向于强调宗教中有利于和平的因素，国际关系研究者则经常将宗教视为暴力和冲突的根源。这就造成了宗教在全球治理中的矛盾角色。特别是“9·11”以来，宗教恐怖主义作为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再次激起了学界关于宗教与社会秩序关系的研究。宗教由此也成为全球政治的一项重要议题。到目前为止，宗教与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公民社会则是这一讨论中的重要中介因素。在和平与冲突的问题上，宗教的角色是矛盾的。矛盾性是事实，也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关键就在于，如何促进宗教在积极方面的功能，抵制消极功能，从而推动宗教在矛盾角色中的功能转换。公民宗教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 　　 一、宗教、公民社会与治理 　　1981年，作为阿斯本人文研究所(Aspen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关于治理的系列出版物之一，威廉姆斯(Colin W.Williams)的《道德、宗教和治理》(Ethics，Religion and Governance)一文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命题和结论：(1)我们社会同一意见的消失是当前治理危机的一个重要基本因素。(2)从根本上说，这一消失既是道德的(缺乏基本道德的共识)，也是宗教的(缺乏一种共同的意义或目的感)。这影响了我们公共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政治和经济。(3)这一共同目的和意义感的缺失是基要主义兴起的主要基础。它是为了重新确立我们文化中原始宗教基础的权威。(4)现代化和多元主义的双重力量使得基要主义的努力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危险的。对传统的重新发掘是需要的，但不是恢复(restoration)，而是重述(re-statement)。威廉姆斯指出，公民宗教作为多元社会中的一种形式，或许可以作为解决目前治理危机的一条路径。作为关于宗教与治理问题较早的系统论述，威廉姆斯的观点无疑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启发意义，同时，这也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命题——宗教、公民社会以及治理之间的关系。 　　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最起码在20世纪80年代是这样。直到1990年关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问题兴起后，尤其是鉴于宗教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的突出地位，理论家们才重新开始谈论这一问题。1998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关于“治理和文明”的研讨会上，克里夫兰(Harlan Cleveland)和路易克斯(Marc Luyckx)发表了关于宗教和治理的专门文章。他们提出了一个“超现代思想转型”(transmodern mindshift)的概念。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宗教是社会的神圣基础，现代社会则以二者的分离为特征。这突出地表现为政教分离的原则以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随着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我们似乎正在迈入一个超现代的时期。这对于当今的治理问题有着重大的影响： 　　超现代的思想转型——即便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却远不是主导性的——对于21世纪早期的宗教及其对治理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之一在于，组织化的宗教将同“无组织的神性”(unorganized spirituality)共同分享他们的地盘。其次，传统上由男人独占的领导权也将逐渐地同女人共享。再次，在正在浮现的世界观中，“我们”与其他信仰的人之间的严格区分，将不再是畅销的教义或可行的政治;对多样性的认可，对多元化的保护，以及宽容的原则，对生存和安全似乎越来越重要。超现代思想转型的第四个结果则在于：那些“从文化变迁边缘提出新思想”的人对全球化的逐渐认可，加强了全球化对每一项人类活动的普遍和持续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治理”已经不再是“政府”的专门事务，而是为多样化的社会机构所代替，如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为此，传统意义上的政教分离也将逐步被打破，宗教将在治理领域发挥更多积极的功能。 　　“9·11”之后，宗教更是成为全球治理中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2002年9月20日至23日，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宗教及国家间世界和平联盟”(Interrelig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