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背靠社会.docVIP

教育背靠社会 　　教育需要社会力量的互动这一事实有着长远的历史。 　　漫长的时空 　　教育实践不仅深深嵌入社会脉络之中，更重要的是，社会行动与体制也被各式各样的教育实践活动所穿越渗透。 　　由于语言的传递与复制正是社会维持与复兴的关键因素，因此，教育行动就必然处于整个社会体制运作、维持与复兴的轴心位置。事实上，教育实践常常是整个社会中关于文化传递、社会整合与人格培养的主要承载者。 　　它对于社会文化传统的解释与创造、社会价值与共识塑造，以及儿童及青年的社会化等历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因此对于社会秩序稳定、文化模式维持与统治阶级价值与利益的维护，也有决定性的价值。也因此，教育领域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统治集团的必争之地，是社会权力运作机制与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场域。 　　这种斗争的恒常性产生如下的结果：教育，绝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域。也就是说，教育永远无法免除其政治社会效果，甚至政治社会性正是构成教育的本质性因素。 　　以教改为例，教育改革本来就是对旧有教育制度的变革。这些变革看似一个独立单一的制度环节的改变，但事实上它通常涉及制度核心的变化。表面上是一个方案的替代与施行，但事实上它体现了社会中占统治地位阶级或集团的利益。 　　例如，在九年一贯的教育制度中，强调所谓知识领域之能力取代知识学科内容的掌握，事实上这背后代表着社会新型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开始面对动荡和日渐复杂的社会。而社会对教育提出的挑战也越来越多： 　　1.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年限的增长，受教育人数越来越多。 　　2.科技化大幅度提升人的教育水平，也使更多的人可以有闲暇有经济能力接受教育。 　　3.社会的发展需求使教育成为人们追求工作和幸福的必备谋生手段与工具。 　　4.人数增加、技术进步与教育增长形成矛盾，也日渐需要社会同步作出调整。 　　在20世纪初至1950年代的整个过程中，教育人一直关注三个部分：教育的社会流动性理论、社区对教育的影响和作为社会组织的学校。 　　1970年代以后，这些核心概念有了新的拓展，最主要的研究议题包括：公平和社会公正、全球化以及学校教育的扩张、社会网络以及他们对个人行为和社会准则的影响等等。 　　简而言之，在微观和宏观层面所进行地剖析越来越细致。宏观领域涉及到教育目的与功能、分类与成就、选择、改革等。而在微观领域，则广泛涉及到班级、师生关系、学校、校园伦理与校园民主等。 　　总之，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教育的力量。但从一个短暂的时期来看，教育更需要仰仗社会力量进行自我修正，由于教育本身塑造能力的漫长性，很多时候又更像是一种被动的变化。 　　这样说的意思是，如果社会进步而教育不变的话，等于在未来割裂了社会结构。 　　现代社会流动的特殊性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之一就是社会阶层的流动。这是教育与社会相互振动的最好实例。阶层正常流动或固化，决定着教育的公平与否、统治阶层的构成以及未来社会的思想倾向。 　　很显然，由于存在种种社会差别或社会不平等，全体社会成员不可能处于同一水平的社会位置上，而必然形成各种高低有序的社会层次。社会学家把此类现象称为“社会分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划分了社会层次的三重标准，即：财富――经济标准；权力――政治标准；声望――文化标准。 　　自1940年代始，教育社会学者有关社会流动与教育两者关系的研究渐趋增多，并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形成共识的是：一方面，社会流动影响了学校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因素也引致社会流动。 　　这主要体现在人才选拔上。美国社会学家特纳归纳了存在于西方国家的两种人才选拔模式的特点：一种是“赞助性升迁”，它意味着未来的“精英”由原来的精英或他们的代理人选择，精英地位的获得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和策略，而是依靠其个人的一些品质获得；另一种是“竞争性升迁”，精英地位作为公开竞争的目标，可以通过竞争者自己的努力获得，竞争有规则以确保它是公平竞赛，同时竞争者在选择策略时有很大的自由，这就意味着精英们没有权力来决定谁可以得到升迁或者谁不能。 　　在不同的地位升迁模式中，社会的人才选拔机制会影响到个体人格的形成。在赞助性升迁模式中，一般紧张心理、人际关系负担和价值观念的重组问题不那么突出。而在竞争性模式中则更为常见。由于人们无法确定自己能否被升迁，就极易形成严重的、持续的紧张心理。 　　因为在这两种模式下，人们对教育所作的价值判断不同。在赞助性模式中，教育因为提供精英文化的学习而受到重视，因此人们对非精英的教育显得冷淡，而把最大的力量花在培养“最有前途的人”身上。在竞争性模式，教育因为提供上进的机会而受到重视，人们并不关心教育的内容；人们普遍把受教育视为参加赛前的准备，强调应该让所有人都跑到终点。 　　因此不同的人才选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