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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民本而国治 　　【摘 要】新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于儒学经典选文作出了微调，本文从具体章目比较切入，试图解析蕴藏其中的宗旨。 　　【关键词】教化 国民文化思想 论语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8-0091-02 　　北师大2011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2年1月第1版），第40页，赫然显现《论语?十二章》的标题，设置内容及其用意迥别于旧版初语教本之《论语?十则》。笔者管窥蠡测，定静而安虑，将一隅之思献诸大方。 　　一 国立语文教材教化国民文化思想 　　人类社会由野蛮集团而发展成政治社会，以政治构造文明，以文明促进繁荣，是人类进步的基本轨迹。中国步入文明史的最初教化记载见于《尚书?尧典》：舜继尧位之后，针对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的乱况，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又命夔施行礼乐之教。《韩非子》转述孔子为鲁哀公解释“夔一足”，亦提及尧命夔为乐正教化民众的事迹。由此可见，中国的教化史源远流长，教化国民是治国的基本方略，而近二千年来更由儒学主持教化，嬗变而袭至今日。 　　处于当前文化教育背景之下，中国的国民文化思想的质地归属，首要契成于义务教育阶段，这是勿庸赘述的客观事实。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多处彰示国民文化思想的教化导向，尤其强调国立语文教材编制的教化功能。其“前言”指明，“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在课程目标中进一步指出，要“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智慧”，“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健康的审美情趣，……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以上引述中的关键词“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明确界定中国国民文化思想的质地归属，并指正国立语文教材古文选篇的根本导向。 　　二 语文教材改革调节文化思想属性 　　教化国民，调节国民的文化思想属性，宜微不宜著。2011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斟酌选文，革新的力度显得细微而精适，尤其着力于古为今用的温养工夫，于细无声处彰显文治导向。 　　回顾中国的语文教材史。中国封建社会的语文教材主要由蒙学读物、经学课本和文选读本三部分组成。封建社会对于用作儿童启蒙教育的教材编写颇为重视，自秦时李斯著《苍颉篇》统驭蒙学，它们流传极广，沿袭至今，甚至为朝鲜、日本诸国所效习。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圣化为不可逾越的符号，六经奉为不可违背的宗旨，儒家思想以经学为载体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经学渗入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及学术文化当中，经学课本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化身，被各阶层最广泛地研读奉行以为圭臬。清《四库全书总目》录经部书籍多达1770部，计20427卷，多少文人学者皓首穷经而不悔，足见经学对于当时国民的文化思想教化之伟力。中小学语文教材古文部分以文选为体系，遴选历代经典作品，汲取中外文化精华，对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审美能力和道德情操，起到了积极作用。 　　古往今来，语文教材的编制与改革一向与时俱进，在时代与社会大浪淘沙之际彰显着其必然而独具的作用及意义。 　　三 儒学经典选篇彰示文治教化导向 　　显而易见，语文教材编制与改革的意义首重教化，而对其编制与改革的标准指向必须细加揣摩，从而精确指导教学实践，贯彻导引意图。 　　新版初语教材将原《论语?十则》改为《论语?12章》，存五章（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三人行），削五章（由诲女知之乎；见贤思齐焉；士不可以不弘毅；岁寒；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增七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贤哉回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不义而富且贵；子在川上曰；博学而笃志），于不变处求变革，对于儒学经典的选篇变革力度于诸篇之中最为显著，不能不引起我们加以细致地体察与思索。 　　《论语》一书，始成于战国初期，著录孔圣及其弟子言行，历来是经学代表、儒学正宗思想所寄。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经术治国，衍生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足以说明，它不仅是文人学者用以研习上进的文化典籍，更是教化国民、调理国政的文治利器。 　　《论语》的思想核心是“仁”，旧版初语教材选篇中原有今删。其中至少三则论及“仁”，录如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原第八则，选自《泰伯》）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原第九则，选自《子罕》）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第十则，选自《卫灵公》） 　　曾子表态说要终身继承发扬孔圣的仁学，自勉及人；孔圣向子贡解说仁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