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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依据 　　【摘 要】布鲁贝克依据高等教育发展史提出两种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依据，即认识论哲学与政治论哲学。本文试图以这两种哲学观审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发现中国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依据，经历了从古代政治论主导认识论萌芽，到近代认识论与政治论冲突，再到认识论与政治论打破二元对立逐渐趋于融合的发展过程。而将二者融合起来建立多元发展观，是促进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合法性依据；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发展史；认识论；政治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令人极不满意的“寒冷的冬天”，高等教育无法满足人们的期望，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时代召唤人们对高等教育进行重新审视和价值选择。基于此背景，布鲁贝克依据个人长期从事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经验以及对整个高等教育发展史的全面而深入的探究，指出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是以满足各自所属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程度的需要来获得各自的合法地位，提出两种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依据，并深入探讨美国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问题，展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独特的魅力。而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阶段，在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时代背景下，审视中国高等教育合法性依据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 　　布鲁贝克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将高深学问视为“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在进一步对“高深学问”本体认识中提出20世纪大学确立其合法地位主要有两种途径，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 　　持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观的人认为大学是一个“按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有机体”，重视纯粹研究，追求的是高深学问的客观性。持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观的人认为，“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布鲁贝克宣称，“所有伟大的教育哲学家都把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来对待。”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将知识与权力结合起来，最终目的为培养哲学王，达到知识治国的目的。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以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为目的的专业教育。大学只有融入社会，并为社会服务，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 　　而这两种哲学的冲突在于价值。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想方设法摆脱价值影响和价值的判断，追求纯粹的研究，强调“学术的客观性”和“价值自由”；而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必须考虑价值问题，不能摆脱价值判断，在探讨深奥知识的同时强调最终“政治目标”和“为国家服务”。两者其实反映的是在在追求真理与追求权力之间，水火不容的一种状态。 　　二、我国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依据 　　以布鲁贝克哲学观审视我国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时，可以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基本是建立在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基础上的，但是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也在夹缝中生存，但是近代抗战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在特殊形式下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甚至超越了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并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在未来将走向融合。 　　1.我国古代高等教育：政治论为主认识论萌芽 　　在古代，高等教育主要由官府主办，教学内容以经史典籍为主，与生产和社会实践联系不多，也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主要是为了培养统治阶级子弟和官吏，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基本为政治服务。 　　但是在总体以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古代高等教育史中，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处于萌芽时期。例如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弱，诸侯势力的增强，礼坏乐崩，文字典籍流传到各个国家，出现天子失宫，学在四夷，高等教育出现了私学兴盛的局面，高等教育追求纯粹的学术研究，不仅有齐国稷下学宫，而且由于学术自由，百家争鸣迸发出许多的教育思想，形成了许多的教育专著《大学》《论语》等等。纵观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发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依据基本建立在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基础之上，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只是偶有迸发。 　　2.我国近代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冲突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始发于洋务运动，在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政府对人才的需求于19世纪60年代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因而我国近代的高等教育发展是外部危机（国家与民族危机）下，而被迫发展起来以富国强民抵御外敌，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到1912年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时，高等教育虽然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可是迫于政治需求，高等教育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工具，特别是后来抗战爆发，高等教育更多的是为战争服务，培养抗战人才。 　　但是随着1917年蔡元培秉着“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思想改革北京大学，使得北京大学由官僚养所变为名副其实的为纯粹研究的学问机关，以及1919年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等。使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与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产生激烈的冲突，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