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历史沿革.docVIP

英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历史沿革 　　关键词 英国，福利政策，政府角色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2）19-0068-05 　　社会福利问题伴随着英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成为英国史研究的一个永恒主题。英国社会福利制度涉及政府角色、经济状况、社会环境、大众态度等，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与特点。本文试图对近500年英国社会福利政策进行概览性介绍，阐释英国政府在福利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从而更好地理解战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演变。 　　在20世纪之前，英国社会国家救济主要依据济贫法。从都铎王朝（1485―1603年）开始，流民和贫困问题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政府对救济问题的干预加强。1495年和1531年两个济贫法，主要关注惩罚乞讨者及遣送问题。1536年济贫法则规定，市郡当局要善待并救济乞丐，防止被迫乞食和流浪现象发生。可见，都铎君主在济贫问题上采取了两分法态度：一是国家对没有工作能力的群体承担责任，二是严厉惩罚不愿工作的“懒汉”。 　　1601年济贫法将济贫措施分为三类：第一，没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年老、体弱或残疾人）由国家提供救济；第二，有工作能力者接受救济须接受政府强制性的工作安排；第三，有工作能力而拒绝工作者接受济贫院的院内救济[1] （p.33）。1601年济贫法虽是一个全国性的立法，但赋予地方相当大的权利。每个教区由监督官管理贫困救济事务，监督官员由地方任命，有征收济贫税的权力。17世纪的人均救济支出呈上升趋势，在17世纪早期是6便士/星期，17世纪60年代为1先令/星期。寡妇能获得高于平均数的救济，男劳力一般只是补偿性的救济[2] （pp.27～28）。从此，英国人有了获得救济的权利，济贫不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教区的一项重要工作[2] （p.29）。 　　1722年通过一项议会法案，要求政府建立工场，接受救济者必须在工场里生活和劳动，从而减少社会流民。于是，官办的扶贫机构开始出现。1795年的斯品汉姆莱会议通过了地方补贴措施，济贫范围扩展到了低收入的贫困家庭。该措施没有坚持多久就被迫放弃了，原因是补贴金额过大。 　　到18世纪后期，这种以教区为基础的济贫方式，已不足以应对社会失业与贫困问题[4] （p.31）。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潮开始蔓延，自助与自立成为所有人的共同目标，而济贫法却使人产生依赖。改革济贫法并控制支出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19世纪20年代，诺丁汉等地开始采用在济贫院内救济穷人的方法，但依然没有解决救济支出与贫困人口上升的问题。1832年2月，政府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济贫法的实施情况，该委员会在1834年发表了济贫法报告。该报告提出1834年新济贫法的三个关键点：第一，劣等处置原则（Less Eligibility）；第二，济贫院调查制度（Workhouse Test）；第三，中央管理和全国统一[1] （p.43）。 　　工人集会反对1834年济贫法，因为院内救济将破坏家庭关系并使被救济者失去人身自由，而即便是院外救济也使人失去尊严[5] （p.3）。新济贫法在社会上造成了这样一种普遍观点：接受政府救济是一种耻辱。英国的社会慈善组织也相信：贫困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克服，也可以通过慈善组织加以解决，不需要任何大规模的国家干预[2] （p.52）。 　　然而，多项调查结果表明，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约1/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表明贫困问题已超出个人慈善组织的能力范围，穷人贫困并非因为自身懒惰，而是社会环境的影响所致。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涌现，保证人们的最低收入被视为社会责任，它意味着制定最低工作收入制度、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养老金及疾病救济，而现有的济贫制度无法满足这一要求[4] （pp.157～158）。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上的一个结果，就是促使1906-1914年自由党政府实施一系列的社会改革。1908年的第一个《老年养老金法案》规定对年满70岁的老人发放养老金，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确定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1921年新的《国民保险法》加大了保险的力度。1925年，鲍德温的保守党政府也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在自由党的倡导下，现代意义上的福利思想在英国开始萌发。不过在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发表之前，英国社会福利的范围还是比较狭窄的。二战中，国家在整体上对经济控制迅速增长，社会福利干预领域不断扩大，国家被视为是一种有助于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分配的工具，作为英国现代福利国家基石的贝弗里奇报告在二战中随之出台。1944年9月，联合政府发表的关于社会保险的白皮书，涵盖了贝弗里奇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承诺保险将覆盖所有人群[1] （p.220）。 　　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巩固了战时联合政府的福利工作。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