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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述中的中印交通史 　　摘 要：中印交往的历史，至迟始于汉代。《后汉书》、两唐书及《大唐西域记》中的相关记载是反映早期中印交通历史的重要史料。其记述的详略、准确性等差别反映了历史叙述对于域外天竺的认知过程，同时也反映出官、私话语体系的差别对于域外文化认知的影响。 　　关键词：中印交通；历史叙述；后汉书；两唐书；大唐西域记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70-02 　　中印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正史中对于天竺国较为详细、直接的记载始于《后汉书?西域传》。三国两晋南北朝，国家分裂，政治动荡，史料中缺少对于印度的集中记述。隋炀帝时，派遣裴矩沟通西域，“唯天竺不通”[1]5307。因而《隋书》中亦无对于印度的集中撰述。唐代大一统，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对外交往也较为活跃，又有玄奘等人亲赴天竺并做出详细记录，因而后人所修两唐书中对于天竺有了更为详尽确凿的记载。 　　关于中印交通史，以往已有许多专题研究。论者多从文化、科技以及一些著名人物的角度对历史上的中印交往进行考察。①而关于中西交通史料的研究，以往学者多从整体角度对史籍中的西域传等专传进行分析。②本文试从历史叙事的角度，结合中印交通的具体史实，对《后汉书》、两唐书及《大唐西域记》中关于天竺的记载进行对比分析，并由此探究这一时期中印交通历史叙述的总体特点。 　　一、《旧唐书》中对于天竺的记载 　　《旧唐书》中对于天竺国的记载，见于《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西戎》。将天竺归入“西戎”一类，是沿袭前代修史惯例，即将各国列传统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部分，四类具体称谓历代史书略有不同，但都将天竺归于“西戎”一类。《旧唐书》中对于天竺的记述较前代史书更为详细、全面。其结构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总体介绍天竺国的概况，主要记述了国名、沿革、地理位置、分野、地理特征、历史传统、气候、物产、贸易、制度、风俗、文化科技等十二个方面。其中关于“五天竺”的记载及各自的地理特征，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关于天竺国的发源记述了一个神话传说。虽然增加了神秘色彩，但古代对于历史原初的解释，往往归于神话传说，不足为异。但对于阿育王的记述则多有夸张，或源于讹传，或属虚构，传说成分多，史实成分少。说明《旧唐书》作时，中印间虽早已有较直接、密切的交往，但对于其国历史，尚不能做出严密、客观的考察，仍停留在传说水准上。至于阿育王“置炮烙之刑”[1]5306，则更是附会、比拟中国关于商纣王的传说。一方面，可见其对阿育王的描写是一暴君形象；另一方面，可见商纣王这一符号化的暴君形象不仅用来描摹中国的暴君，甚至被用来比附他国的暴君。可见这一形象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影响之深。 　　经济、户籍制度方面，称其“百姓殷乐，俗无簿籍”[1]5307，表面上是客观的记述，实际上已经蕴含着与中国制度的比较，同时融入了儒家的大同思想，将天竺国没有户籍想象为儒家思想中理想化的社会情状，在客观记述中不自觉地融入了主观思维。关于天竺国的风俗，主要记载了服饰、发式、丧葬、道德观念四个方面。其中“谋反者幽杀之”[1]5307源于中国的忠君思想。而“不孝则断手刖足，截耳割鼻，放流边外”[1]5307，一方面体现了儒家的仁孝观念，同时用“断手刖足”、“截耳割鼻”等词语表现其野蛮。关于文化科技方面，记述较为简略，仅说其“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1]5307。 　　第二部分内容，主要记述了五个事件，即隋炀帝通西域、尸罗逸多统一五天竺、玄奘取经、王玄策出使、方士那迩娑婆寐，各有详略。其中，着重记述尸罗逸多（戒日王）遣使朝贡及王玄策率军与中天竺叛臣阿罗那顺交战的经过。在记述、描写中，着力表现出中国尊贵庄重的天朝形象，体现出作者较为鲜明的华夷思想。 　　第三部分主要记载了贞观之后唐朝与天竺的交往活动，详细记录了各次朝贡的时间。着重记录了五天竺来朝及南天竺国王乞请讨大食及吐蕃军名和寺额等事。 　　以上为《旧唐书?西戎传》的大致内容。另外，在结构上，先总述天竺国的概况、特点，再分别叙述五天竺各自的情况，将所载史事穿插其间，依据内容、材料自然结构成篇。 　　二、《新唐书》中对于天竺的记述及与《旧唐书》的比较 　　《新唐书》作于北宋，成书时间晚于《旧唐书》。虽然修撰时间距唐代更为久远，但材料上有所补充、甄别，故内容、体制上亦有其特色。 　　《新唐书》对天竺的记载，见于《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西戎上》。篇幅略短于《旧唐书》，内容大致相同，结构大体相似。所不同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于天竺国地理位置的记载更加详细准确，明确称其“去京师九千六百里，都护治所二千八百里”[2]6236。其从主观上敢于对天竺国地理位置做出如此具体的描述，说明其时中印交往已比《旧唐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