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西方的通识知识分子.docVIP

什么是西方的“通识知识分子” 如果说，有一个人既是学问中人又是媒体中人，既低调又张扬，既出世又入世，既传统又新锐……说的一定不是别人，非潇湘才子王鲁湘莫属。前不久，王鲁湘应深圳出版发行集团邀请，携近著《书卷山河》莅临深圳中心书城与读者见面并签名售书。这也是王鲁湘在中国内地城市书店首度签名售书，王鲁湘耕耘电视多年，鲜有个人文集问世，《书卷山河》集萃了作者二十年以来的隽永小文，读来犹如赏玩一幅徐徐展开的中国山水卷轴，有酣畅淋漓之叹。 对当年的人类文明“二分法”已经有所修正 晶报：作为当年海洋文明的拥抱者，您曾被外界评为“全盘西化论”的典型代表，对于当年将人类文明分为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两种类型，今天有没有一个修正？ 王鲁湘：我觉得我在大的方面已经有所修正。这种观点通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电视政论片的播出而广为人知。那部片子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理想主义、启蒙主义、英雄主义的集大成之作，而且也是一个绝响。以此为界，自此以降，这样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情绪、群体风格，也就不存在了。它确实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震撼，引起了整个中国社会长达一年的大讨论，已经完全溢出了学术界和知识界的范围，扩展到整个中国的所有层面。 我们采用了学术性的、不太具有亲民性的语言风格，恰恰是具有这样一种语言风格，探讨如此严肃的历史、学术问题的政论片，反而在中国民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可说是万人空巷。当时我们不用电脑，不用手机，却每天都能收到一大邮包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来信者，上至省级干部，下至最基层的老百姓，甚至还有小偷。一部电视片能够引起这样的社会反响，确实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这部片子的国际影响力也非同一般。前不久，我去新加坡，新加坡政府的一位部长还跟我说，其实这部片子对新加坡的冲击很大，导致了新加坡的骚动——那毕竟是一个管制很严的国家；它还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在台湾，连续两年雄踞十大畅销书榜首；在美国，甚至成为一些大学的教材；此电视片播出若干年后，还被英国《视与听》杂志评为人类有史以来十大电视纪录片之首。 当时我们在制作这部片子的时候，总监制陈汉元先生反复地跟我们说：“我求求你们，不要把句子写得这么晦涩，好不好？我求求你们，通俗通俗再通俗！”后来我们想，再通俗的句子如果写不出来，就得换人了。记得当时我开玩笑说：“我们预计这部片子在大学里能有一些观众，就已经不错了。”结果是大跌眼镜。 有人常常质疑，该政论片的主要理论依据为陈旧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文明类型的划分也有失之粗疏之嫌。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它最可贵之处在于，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知识界的启蒙意识推到了极致，在某种意义上，它不是我们几个作者的作品，而是整个八十年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创作。一方面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中国知识分子的论文、丛书、译著，另一方面在后来围绕这部政论片的大讨论中，曾有很多位于思想前沿的知识分子卷入其中。 晶报：您也曾说过，以简单的“二分法”将文明划分为两种类型，可说是有“矫枉过正”的考虑。在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挑战的当下，您觉得最可取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 王鲁湘：此一时，彼一时也。其实在制作那部政论片的过程中，我只承担了部分撰稿任务。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经历过比较严格的学术写作训练，和另外一位撰稿人的语言风格大相径庭，尤其是在对同一个问题意见相同的情况下如何表述和修辞上，我们的风格很不相同。他非常尖锐，我却比较温柔、敦厚。在第一稿的时候，我的温柔敦厚的风格就被否定了，为什么？政论片毕竟不能使用太学术性、太公允和太平正的语言。在说话之前，先要把概念的内涵、外延考虑清楚，还要使用很多限制词，这句话出来还有力量吗？最终，解说词中出现了大量的诘问句，这也是被当时很多人反感的原因所在。 中国教育还无法产出既通识又专业的知识分子 晶报：既然您刚才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人们明显觉得，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类型经历了几次大的演变。您如何看待这几次大的演变？ 王鲁湘：演变是非常自然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媒体要评“三十年三十本书”，我也是评委之一。我在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历程时说，我们确实可以以十年为一届，区分知识分子的类型：八十年代是一种类型，九十年代是一种类型，二十一世纪之后又是另一种类型。具体地说，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一种启蒙知识分子，他们的专业素养不是很高。比如，一个知识分子很可能就是一个搞哲学的，搞文学的，搞美学的——多是一些人文学，很少有律师、宪法学家、经济学家等等。简言之，他们没有专业知识分子的很明确的学术背景。他们可能认为，自己阅读了一些十九世纪欧洲启蒙学者的著作，拿来作为批判的武器，对照中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已然足矣。所以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还停留在欧洲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水平上。 晶报：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