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对戏曲的影响.docVIP

民间文化对戏曲的影响 徐柏森 以诗、乐、舞为主体的中国戏曲，始终承继歌舞演故事的艺术形态。它从一开始，就发生在民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虽然地域曲种之间，经常发生对峙、争胜、撞击和融汇，但每次动荡的结果，总是使戏曲进人新的阶段。它历经升降沉浮的变迁，最终仍以上述基本形态延续，形成中国独特的戏曲文化。 近一个世纪的漫长蜕变，戏曲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如今有三百多个地方剧种，正以其地域性极强的艺术特质，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为什么中国戏曲能够生生不息，有强烈的延续能力呢?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山川地域，造就了万千风流，更兼戏曲急剧更替的焦点，多集中在地域新文化兴起上，而地域新文化又有推进戏曲向前发展的能力。从戏曲发展史看是这样，从今天戏曲现状思索也是这样，因此，重视地域文化对戏曲构建与发展的作用，显然有着重要意义。 来自民族、民间的乐、舞、故事，在撞击融汇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了戏曲体制。 我国戏曲发展史，对戏曲的起源曾有多种说法，但都不能否认戏曲来自民族、民间这一说法。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戏曲起自巫觋”。周贻白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说：“歌来自民间的谣曲俗调……，舞来自百戏杂陈的广场……，故事起于众人口语的流传……”。歌舞故事显然是经过民间的反复实践与筛选，最后才触汇在一起，形成“戏”的雏形。 我国古代文化，受当时地理条件的限制，发展不尽平衡。这种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各地风俗民情的不同。而作家、艺术家的不同秉赋、气质等，又形成多样的创作风格。虽然今日区域地理学只承认地理因素是造成区域文化、艺术传统特质形成的重要因素，并不认定是决定因素，但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戏曲发展的全过程，呈蜕变状态。它的缓慢推移，使“新声倚旧声”的传统不断延续。戏曲声腔、语言、表演的凝缩内聚力，铸就了戏剧文化延续传统基质发展的稳定趋势。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当戏剧处于新旧交替的碰撞下，突然遇到来自他域的新腔新调、新的表演方法的刺激，也会造成张力的膨胀，以至促进新陈代谢的加速。这里发现的“契机”，正是戏曲不断改组与重建的根本动因。 循历史足迹，逐其发展源流，我们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一)元代以前的准备段阶: 汉代早有正乐与散乐之别，正乐属官方宴飨所用，散乐系民间歌舞、杂耍。当时民间 散乐丰富多彩，生活气息浓，到处受人欢迎。汉武帝刘彻觉察这情况，在后庭不仅设乐府，而且对民间散乐“广事收集，务必征调”。正乐源于古乐或其它，考据不足，但总不会是内庭所作。正如散乐被汉武帝征调之后，渐而“引入后庭与宫人观听”一样，很快变为“漫衍鱼龙、角抵之戏”。(即“百戏”)散乐渗人宫庭，使正乐遭受撞击，并产生融汇。 隋代《龟兹乐》盛行，律谱为新声，又与民间乐伎彼此融汇，则别有一番发展。域外他民族文化的溶人，在古代早有先例。 唐代进一步发展这种融汇，使《龟兹》，《西凉》的音乐、舞蹈广泛溶人唐代歌舞戏中。唐中叶时尤甚，玄宗擅打羯鼓，号称“皇帝梨园弟子”就是一个明证。另外，唐代的参军戏，是另一种形式，它源于故事，以滑稽、调谑为主要手段，虽然其起源说法不一，但从其近于科白的表演，则可推断并非宫庭产物。 到了宋代情况有了变化，民间瓦子、勾栏杂剧的兴起，标志中国戏剧的初级形态渐趋完成。北宋时，东京市井轰动一时的《目连救母》杂剧，就是一个例子。据《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另据山西社科院姚宝暄文载：“晋南翼城县的金元墓葬中，多有戏曲文物，《目连救母》戏曲中，至今完整地保留着古代新疆于阗的曲调”。这两据，一是市井轰动，连演七八天，盛况空前；一是该剧乐舞丰富，甚至保留着异域的声腔。 到了南宋时，情况就更不同了。南宋时勾栏伎艺与教坊杂剧，较北宋时更甚，杂剧在临安得到较大的发展，官方所谓教坊的设置，皆勾栏艺人在内庭表演，民间征调已为常事。史书上有“官本杂剧”一称，似为官方所设，其实官本二字，应为通行之本解释，如我们说“官话”为“普通话”之意相似。 由于杂剧的空前盛行，促成了后来南戏的诞生。因南戏所唱为南方曲调故名“南戏”或“南曲”。南方声腔与闽、浙语音，区别于东京勾栏杂剧声腔及中原语音，遂产生了新的魅力，因而在南方取代了勾栏旧腔。 与此同时，北方的金，又是一番情景。燕京在异族统治下，别有一种繁华。诸宫调这一体制的兴起，是北方地域的产物。诸宫调是北方民众，将一些曲调按声律高低归入各个不同的宫调组成，唱时根据故事说唱的需要，连接而成。诸宫调起于故事说唱形式，然后再由说唱故事进入表演故事。因其地域在黄河以北，故又称其为“北曲”。北曲做为唱腔，为后来的元代杂剧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