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桃坊研究员访谈录.docVIP

独钟词学成系统，别富插曲亦华章 ———谢桃坊研究员访谈录 刊发于《文艺研究》第9期 谢桃坊，1935年生，成都人。1960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198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试，被录取为助理研究员。次年调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为该所研究员。著有《柳永》、《苏轼诗研究》、《宋词概论》、《中国词学史》、《宋词辨》、《词学辨》、《宋词论集》、《唐宋词谱校正》、《敦煌文化寻绎》、《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国学小史》、《国学论集》等，发表学术论文两百余篇。本刊特委托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汤君教授采访谢桃坊研究员，现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自学历程 汤君 谢老师，就我所知，您的研究范围非常 广泛，这与您早期的学术铺垫有没有关系？ 谢桃坊 也不是很广泛。我的学术道路的确有点特殊。我父亲文化不高，做点小生意。母亲不识字，根本不管我。我读小学时浑浑噩噩的，不记得学了些什么。每学期发榜，都在乙等，平均成绩七十多分。毕业后父亲叫我去卖纸烟，半年后又把我送到牛市口场口外刘家院子刘杲新先生那里读私塾。刘先生字少龙，学识渊博，楷书大字在乡里很知名，早年曾为四川某著名军阀幕僚，晚年躬耕乡里，成落魄文人。他接触过维新思想，极佩服梁启超和西蜀的赵尧生。刘先生对我与其他学生不同，特别关爱，且不要求背书。我读广益书局铜版的《四书集注》， 他上午叫我看朱熹的注释，偶尔讲一两段。下午教 写大字和小字，完了出个作文题，有时也出个上联，就出去吃茶了。我买到一本江都余春亭的《诗韵集成》，是平水韵，有注释。他让我把《唐诗三百首》里的律诗注出韵部来。我注了几十首后，不看《诗韵》就知道某个字属于哪个韵部了。通过这些训练，我一下子懂韵部了，也懂平仄了。他从不指定我读哪本书，我想读哪本他就讲一下。半年之中，我学完了“四书”，还泛读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庄子》 、《左传》、《周易》等。他的书架上只有三套书：《香艳丛书》、《古今说部丛书》是笔记，还有一部《八贤手札》。我通过读它们，慢慢扩大了视野。书房隔壁是祠堂，住着一位大学生，是刘先生本家。他每天早上做农活回来后，就在祠堂里高声吟诵诗歌和古文。他吟诵得很好，我由此学会了诗文吟诵。那时，我想读一本能够指导我进入社会、选择人生道路的书，但总是失望。杲新先生劝我只要精读一本就行了，可我不懂，所以并不满足。但他使我产生了读书的兴趣，引起我对知识的渴求。我从此把世俗的东西看得很轻，自然产生了一种朦胧而高远的学术追求。作为老师来说，做到这一点就够了，所以他是我平生最敬重的师尊。1950年秋回农村，我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当青年组长、文教委员，积极得很，也接受了新思想。 汤君 看来您很早就萌发了做人文学术研究的志向。 谢桃坊 1954年我转到小学教历史和语文。那段时间我集中吸收新文化知识，自修文艺理论、史学、逻辑学和哲学，还喜欢写新诗和小说。我们那个年代接触的都是苏联的文艺理论，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即便是现在，有时我还要翻一翻。那时读得很杂，都是自学，写笔记，写要点。晚上，其他老师都去驷马桥吃酒、吃面，我就读书。1956年报考大学，我成绩比较好，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梦想成为文学理论批评家。为此，我制定了非常宏大的阅读计划，从西方哲学、 美学、文艺理论到中外交通史、中国思想史、文献学、诗律学等等都有，想以此奠定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第一学年，把《周易》、《老子》一直到《宋元学案》、王夫之、廖平等这条线索拉通。《诸子集成》 、“前四史”、“十三经”都通读了，还把《四部备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中国丛书综录》抄了很多，足足有一本。经过较为系统的自学后，我发现自己更喜欢哲学。雪格诺夫的 《欧洲哲学史简编》和何兆清的《科学思想概论》，使我获得了比较系统的西方哲学知识。我半懂不懂地读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 黑格尔、费希特、康德、休谟等人的哲学著作，感觉还是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以及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列宁的《哲学笔记》，收获更多些。因为读得并不太懂，我主要是接受其中的一些个别论点，摘抄成卡片。比如马克思说：“本质就是对事物的假设。”列宁说：“常识等于一个时代的偏见。”这些论断，初听会令人惊奇，但确实很有道理。 汤君 后来您的兴趣又是怎么转到文学和文艺学方面的？ 谢桃坊 我因为喜爱哲学，所以相对容易接受 和理解文艺理论，这成为我以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基础。我们那一代人很喜欢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这方面修养不够，始终无法在理论上深入下去。理论其实是一种修养。每个研究对象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学理，你要把它谈得很透，这就要靠理论修养。学术研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