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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垃圾分类实践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启示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垃圾分类实践深入观察，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并努力寻找其获得成功的原因，试归纳出其具有普遍性的思路和做法，希冀形成一般性的经验，为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 垃圾分类 社会管理创新 位圾围城 　　作者简介：刘炜龙，贵州大学马列主义教学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3-210-02 　　随着城市迅速扩张发展，广州市面临“垃圾围城”的危机一天天逼近，如何处理巨量的垃圾，引发全社会的强烈关注。垃圾分类收集、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新政实施后，从2011年垃圾产量首次出现拐点逆转，再到2012年产量继续下降，实践检验垃圾分类处理成效明显。随着垃圾分类处理的推进，广州市在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形成了示范性“样本”，其清晰的“路线图”已经展现出来。 　　一、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基层民主自治的发展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 　　2009年广州市民因不同意政府决定在番禺区建设大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引发持续的维权抗争并喊出“无分类不焚烧”口号，抗议并反对生活垃圾未经分类收集、投放、收运和处理而笼统焚烧，继而自发自主地研究和推广垃圾分类，提出解决性的方案，并努力付诸行动，再到积极地推动政府改变原有的垃圾处理的决策思路，促其顺应民意接受市民提出的垃圾分类处理的建议。从一开始由部分业主提出的垃圾分类处理的自主诉求，再到公众代表和社会组织、环保团体的公开呼吁以及以垃圾分类处理为主题的“城市论坛”等相继举行，继而媒体的持续共呼，最后市民广泛的行动响应，政府亦顺应民意积极推动，垃圾分类行动全城展开。与此同时，番禺区的市民代表积极寻求与政府官方的沟通对话，开放灵活的政府也迅速作出积极回应，一场又一场“零距离”面对面的官民多边圆桌会议对话迅速铺开。在这个市场经济发达、市民文化深厚、民主自治意识强烈的公民社会里，市民的维权更多是在和平、理性、非暴力中争取进行，通过官民之间相互的妥协让步、平等对话、坦诚沟通、和平谈判和民主协商来实现。 　　作为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的劳动者，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这个城市和社会的主人，要有自我当家作主的理念，要有公共治理的主体意识。由此可见，公民因关切并争取自身正当权利和社会权益而对公共事务进行监督，是一个成长发展的公民社会民主自治的正常体现，其所秉持和展现出来的公民意识、权利觉醒、民主理念和自治精神将大大推动这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幸福。 　　二、以人为本的决策导向和顺应民意的政策选择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 　　面对广州市民强烈要求停止垃圾焚烧厂建设和反对垃圾笼统焚烧的诉求，广州市政府并没有表现出权力的傲慢任性，而是怀着谦逊的态度，积极迅速地召开座谈会、听证会耐心地聆听市民和专家的声音，努力问需于民、问策于民。 　　政府官方的积极反应而展现出来的诚意迅速缓和了官民对立的情绪和气氛，双方在理性的层面展开深入对话，寻求共识，探索解决性方案。经过反复深入的对话探讨，政府最后决定放弃原有的垃圾处理决策思路，暂停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顺应民意接受市民和专家学者提出的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建议，借鉴世界各地先进理念和做法，结合广州的实际情况，最终确立了“厨余垃圾专袋投放统收统运”、“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直收直运”、“生活垃圾按袋计量收费”三大运行处理模式，按照“源头减量、分类挑拣、资源回收，再生化处理、无害化焚烧、最后填埋”的技术路线，做到“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干湿要分开”，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努力做到最少量的焚烧填埋。实践检验效果喜人，垃圾产量首次出现高位逆转，利益关系的疏导理顺让社会矛盾在源头上得到了化解，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和美誉度迅速提升。从主动耐心地聆听市民不同的声音，再到作出顺应民意的政策选择，在官民理性博弈中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合作共治，这种以民众利益和社会福祉为最大化的价值追求以及以人为本的决策导向已经清晰地展现出来，此次开放、民主、科学的解决问题模式又将为今后广州解决重大公共问题提供了一个经典“范本”。 　　三、公共信息和财政的公开透明、阳光化监督以及权力和利益的相互钳制、彼此制衡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源头性之措 　　非机密即公开，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铁律。信息不透明，隐瞒会导致猜测疑虑、谣言四起。惟有透明，才能消释猜测和误解，取信于民、取信于市。财政和公共信息的阳光开放、公开透明是监督权力运行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预防权力膨胀、寻租和反腐败的源头性之措。 　　1.推进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信息的公开透明。发布季度报告和年度“绿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