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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制度的缺失与对策 　　摘 要 本文以检察机关的视角切入，探究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制度的运行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未成年人 帮教 检察机关 　　作者简介：吕依蔚，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干部；谢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干部。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3-049-02 　　一、现状 　　由于国家、社会对未成年人给予较多的政策倾斜，真正流入少教所、少管所的未成年人数量非常少， 国家投入重金建立的少管所、少教所不得不另辟职能，更多时候在发挥其他作用，比如对成年犯出狱后的过度帮教等。这一小部分未成年犯在刑满之后即涉及对其的后续帮教问题，这一工作目前主要由司法局通过辖区司法所、社区、街道来进行，主要的方式为：要求定期汇报思想，联系学校就读，开展免费职业培训、提供就业渠道等。少年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被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则会涉及司法局对其社区矫正。社区矫正的途径主要是定期前往司法机关汇报情况、在所在社区定期开展义务劳动服务、接受心理疏导与矫正等。 　　但是对于不起诉案件，被相对不起诉未成年人的帮教问题目前几乎为空白。笔者所在的检察院通过建立帮教档案，开展社会调查，目前只能以个案形式为一小部分被相对不诉未成年人实施帮教。相对于司法局的社区矫正、后续帮教，检察机关在这一部分的制度上颇为缺失。 　　二、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制度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司法资源配置错位引起的“缺失” 　　目前涉及观护帮教制度的政法机关集中在司法局和检察院，其中司法局又是以少管所为主的管理模式。由于机制所限，目前的少管所仅仅接收具有本区域户口的未成年人，造成了大量涉罪的未成年人流落于“少管所”体系之外，少管所的职能更出现了一定的异化。现行制度存在两个预设的前提：第一，要求各地的少管所在人力、物力大致处于相同地位；第二，要求服刑地或者审判地同涉罪未成年人的户籍地的后续帮教机关建立顺畅的沟通渠道。以上两个前提条件任缺其一，都会造成很大一部分的人流出制度外。另一方面，检察院对后续跟踪帮教的投入成本仅仅占现行司法成本中很小的一个比例，对此群体的后续帮教无专门的经费成本。 　　（二）法律与政策交叉引起的“缺失” 　　以上资源配置错位的原因，根本原因是法律和政策形成的交叉造成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对未成年人特别程序这块涉及政法机关是法院和检察院，其中又以检察院为主，并没有提及司法局。第266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的到法律帮助，并有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可见对未成年人的观护帮教制度在法律上是以检察机关为主。但是现行的政策规定则是分管监所的司法局承担着对未成年人的帮教。检察院监督和执行职能的交叉，直接导致了职能定位的不准确，工作自然很难落到实处。 　　（三）司法能动与法律理性交叉的“缺失” 　　在未成年人涉罪问题上，政法机关的目的是以挽救教育为主的，但是涉罪未成年人毕竟是触犯了法律，并且根据现有统计的情况，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小，有些案件的手段相当残忍。对于这样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首先作为追诉犯罪的机关，究竟应当怎样发挥其司法能动性，司法能动的手该神的多远，不该触碰的法律的理性底线又在何方？这个标准本身就是很难判断的。既然难解决，有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予以明确，本着避免犯错误惹事端的态度，自然会对后续的帮教跟踪制度予以忽略。在科层化的行政机关中，管理的手段往往依赖于量化目标考核体系，可是后续帮教制度俨然是很难被量化出来。这就是司法能动和法律理性本身的属性冲突形成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三、对策和建议 　　（一）充分发挥社会调查的作用，实现跟踪帮教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社会调查已经成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制度，是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量刑、处遇、帮教的重要依据。依托现有社会调查制度，检察机关可以进一步发挥社会调查报告之作用，如上海长宁法院的滕道荣曾在2001年就提出设计实施“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剖析及防治对策跟踪表”，即“一卡制”，通过这张卡建立司法一条龙、社会帮教一条龙的系统工程。 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不仅要涵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个人经历、家庭状况、在校表现、个性特点、兴趣爱好、社会活动及周为人对其的认识评价，而且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不断增添和完善。社会调查内容的更新由不同诉讼环节的主体进行填写，变静态为动态，充分发挥其作为帮教依据的作用。 　　针对上文提出的检察机关诉讼终结的案件无人帮教的问题，“一卡制”可以有效提醒办案人员对涉罪未成年人实施无缝对接的帮教。即便检察机关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