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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人格四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近40年了。在周总理晚年，我曾有幸见过他老人家几次，他循循善诱地对我们演讲，还指挥我们唱歌。他的言谈话语、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周总理曾经讲过四个比喻，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从中不仅可以领略他的伟大风范，还可以学习他的高尚人格。 1946年11月，当时还在国统区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应邀出席了上海12个文艺团体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他讲话时，在引用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之后，意味深长地说，现在“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我们“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在延安的时候，有一天周恩来与周围同志聊天。一位同志说：“我仔细研究过骆驼的性格和本领。它的特点是坚忍顽强，抗寒抗病，忍饥耐渴，吃苦耐劳。同时它又具有强大的负重力，能长途跋涉，过沙漠，穿戈壁，抵御强风暴雨，互相团结御敌，直至最后胜利。因而它被誉为‘大力士’‘沙漠之舟’。依我看，恩来同志就是我们党和革命队伍的一头骆驼。”周恩来听后连连摆手说：“不，不，我不过是一头小毛驴。” 1958年7月，周恩来在广东视察工作时，对一些记者说：“你们记者，要像蜜蜂，到处采访，交流经验，充当媒介。就像蜜蜂采花酿蜜，传播花粉，到处开花结果，自己还酿出蜜糖来。” “文革”后期，周恩来疾病缠身，力挽狂澜，苦撑危局。在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还深情地对人们说：“我们要像春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吐出来，贡献给人民。” 孺子牛、毛驴、蜜蜂、春蚕，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牺牲奉献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正是周恩来高尚人格的生动体现和光辉写照吗？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周恩来既是革命家的典范，又是普通人的典范。他一生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光明磊落、谦虚谨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为人民呕心沥血，献出一切，却从不要求丝毫报答和点滴特权。他最后的请求和唯一的愿望，只是悄悄地、不留痕迹地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人生自古谁无死，活在人心便永生。周总理生前从来不准别人颂扬他一字一句，死后也没有供人瞻仰的陵墓。然而，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必将世世代代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朱元璋重典治腐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当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员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侵吞地方上缴国库的秋粮，偷盗库存金银和钱钞。经查，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等；根据朱元璋钦定的《大诰》所说，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精粮2400万石，而当时国库一年收入是2940万石，数额触目惊心。朱元璋大怒，下令处死所有涉案中央高级干部，对涉案各级官员和通同作弊者亦严刑追究，《明史》载：“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同时开始大规模追赃，共追回粮食700万石。由于此案涉及官员与民间豪强勾结，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大地主多有牵涉其中，因此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多有因此案破产者。 朱元璋在此案处理过程中充分贯彻了其“重典御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的吏治思路，凡涉案者无不遭受重刑，株连甚广。“郭桓案”被世人称为明初四大案之一，时人与后人多有认为该案过于严酷。这种论调属于空泛的皮相之论，没有深入到历史的实相当中去。 明朝初年，百废待兴，迅速恢复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成为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主要议题，“务培邦本，使食货充而国用足”，也就是要同步实现民富与国强，这是朱元璋一朝的经济基本国策。洪武元年，朱元璋晓谕百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安养生息之。”朱元璋多次减免各地赋税劳役，鼓励百姓垦荒，官给牛种，兴修水利，移民垦边。经过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全国范围内经济形势已经好转，百姓已经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朱元璋发现，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有几个问题严重干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态： 一是勋功贵族日益扰乱国家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朱元璋建国后，论功行赏，封赏百官，勋功贵族封田遍布天下，尤其是国家富庶之地。但是勋功贵族多有违法犯禁的行为，甚至“所赐公田庄佃，多依势冒法，凌暴乡里”，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朱元璋于洪武六年命工部铸造铁榜申诫公侯，列举了“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亲属人等依势凌民、侵占财物者”等多种违法犯禁的情形及处理规定。 二是地方豪强实力渐强，并与勋功贵族、各级官吏逐步勾结。以富庶的江浙地区为例，自古以来就有“天下税赋半江南”、“苏松税赋半天下”的说法，也是豪强地主数量最多的地区，当地大地主为逃避赋税，“大率以田产寄他户”。“他户”就是明初的勋功贵族。同时，地方豪强与各级官吏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