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规则的三次质变--《人与世界》(广西大学人文).docVIP

战争规则的三次质变 丁林 本文原载“世纪中国网”，原题为“在‘9．11’危机的十字路口”，现题为编者所加。选文有删节。 　　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745年，英法交战，法军的52000人和英国与荷兰的46000精兵摆开阵势，法王路易十五和王太子在附近的山包上亲自观战。当双方接近到毛瑟枪射程之内的时候，英军指挥官查理·赫伊大喊：“法国卫队的绅士们！开枪吧！”不料法军的指挥官安托歇伯爵却回答说：“先生们，我们从来不先开枪！你们请先开枪吧！”结果，这样的君子风度代价惨重，英荷军队一阵排枪，就把法军阵线打垮。这一仗，法军差一点打输，靠国王亲自督战才挽回败局。 　　这是250年前的事。仗打得这样有礼貌，现在听来未免过分迂腐，简直不可思议。现在常有人说，既然是战争，还讲什么规则。然而，战争不讲规则的说法，貌似有理，却不符合人类历史。 　　在国际法历史上，现存最古老的条约是公元前3100年刻在石碑上的苏美尔城市国家之间的和平协议。古代中东、希腊、罗马都曾有过制约战争行为的条约。犹太法典里有战争中禁止杀害妇女儿童的规定。古希腊城市国家之间建立过复杂的条约来规范他们之间的战争，比如对神庙等宗教圣地的共同保护。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这种条约关系的产物。罗马法中对发动战争的规范，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法典中承认战争必须有正当的理由，从而建立了战争正义性的概念。我国历史上也一直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 　　之所以有这些规则，道理很简单：我们常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不能不讲规则的，规则是政治能够得以进行下去的先决条件。战争也是这样。战争是残酷的，而交战双方之所以愿意守规则，就是因为这样的规则对双方都有利。 一、战争的规则和战争公约 　　最近一百五十年，是产生了一系列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规和公约的时代。这些战争规则可以用日内瓦战争公约作为标志，它是人类战争技术和战争形式发生两次质变的产物，也是人类精神状态文明化进程的产物。 　　第一次质变是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质变。这一质变发生在西方工业化时代。火药广泛使用于战争，来复枪和远程大炮可以大批量生产，铁路运输使得大量兵员可以迅速远距离运送。战场上的杀戮从面对面的搏杀变成远距离的射击。从而，伤员和俘虏数量增加，这是战争中最为悲惨的场景。 　　1862年，瑞士红十字会创始人邓南特发表了著名的《回忆索费林诺战场》一书，书中描述了他亲身经历的1859年意大利北部索费林诺战役中受伤士兵的悲惨命运。他身体力行，建立了中立的国际红十字会，致力于一视同仁地救助战场伤员。在他的呼吁下，国际红十字会建立的当年，1864年的第一次日内瓦战争公约提出了保护战场上的伤病员的规则。1868年第二次日内瓦公约又把这一规则扩展到保护海战中的受伤水兵。1929年第三次日内瓦公约规定保护战俘，指出战俘不是罪犯，交战方必须人道地对待对方战俘，并且在战后释放战俘。 　　第二次质变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冷战时期。核武器的发明和核武器制造技术的扩散，常规武器技术的惊人发展，以及毒气和生物武器的出现，使得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吉普赛人等民族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日军在我国南京的大屠杀，这种正规军队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使战后人们一致认识到，无论如何必须防止再次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在战争后期，盟军对德累斯顿、柏林、东京的大规模轰炸，为了迫使日本投降而针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袭击，也令战后西方有良知的人们反省，怎样避免这种不能区分军人和平民的杀伤手段。 　　战后不久，1949年的第四次日内瓦公约，补充和改写了前三次公约的条款，增加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内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战时平民置于国际法的保护之下，明确禁止战争期间杀害、刑求、绑架平民，禁止对平民实施超出司法权范围的审判和处罚。1977年，又一次扩充了1949年关于保护平民的日内瓦战争公约的内容，把对平民的保护延伸到那些没有正式宣布为交战国的公民的人，以及内战冲突中的平民，还有在交战国家或区域活动的任何提供宗教、医疗和人道援助的人士。 　　这些有关战争的公约，具有国际法的效力。从此以后，违反这些公约的条款，就被视作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罪行。关于战争的国际法的效力，建立在涉及战争的所有人的一项共识的基础上：正义和实现正义的手段不可分离。不管引致战争的分歧是什么，正义的目标不能用非正义的手段来实现。 　　对于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和军人来说，这一点不难理解。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北双方的军事将领几乎都是出于同一军事学校的同学，对战场上的规则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他们都认为，杀害对方战俘和伤员，都是不能容忍的谋杀犯罪。同样，杀害平民，不管这些平民是帮助哪一方的，都是不能允许的。战争期间对平民中的妇女儿童的任何伤害被看作是军人引以为耻的懦夫的卑劣的犯罪行为。这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