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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新青年》?北大?五四 中国网 　　时间： 2009-04-27　　发表评论 今天给《新青年》一个历史的文化思想定位，说它是影响20世纪中国的一代名刊，而且不失媒体炒做之嫌地送一个引领了时代文化方向的“金牌”杂志的称号给它，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两面现代性旗帜，都似乎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它当时的确不仅是译介外来思潮的重要媒体，更孕育出一代“新青年”知识群体。现在常讲返回历史现场，事实上，寻找五四精神，溯源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确实不可不先着眼于《新青年》杂志。在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新青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诸多的历史原动力之一，它的创刊无疑加速了一个时代的过渡与转型。 一．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我想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关于《新青年》的知识，都是来自中国现代文学史，而非中国现代史。《新青年》集中代表着新文化运动的特色，并推动了中国现代的思想启蒙。诸如此类的评价，今天看来已显得自然而轻松。但回眸历史现场，或许会惊异地发现，作为《新青年》前身的《青年杂志》从预备创刊到正式出版，却颇费周折，并非一帆风顺，恰如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决不是后人想当然的那么简单。 简单说来，1915年夏天，在东京帮章士钊编辑过反对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甲寅杂志》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由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不成功的经验中体会出，若推翻腐败的传统，必先唤醒中国青年的思想，因为建设新中国的希望是在青年们身上。他向乡友、担任上海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抛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 在这位出版商的支持下，1915年9月15日被写入了历史。这一天，中国现代史上一份全新的杂志——《青年杂志》诞生了。它的定位全在一个“新”字上：“新”知识、“新”思潮、“新”思维；是以“新”诱人，以“新”立足，以“新”（自己的）换“心”（读者的），以“新”作为卖点。从《创刊号》上的“社告”和“敬告”不难发现，陈独秀和出版商的初衷就是要将其办成一个高品味的金牌杂志，因此在编辑方针和用稿标准上都力求“标新立异”。 1916年2月15日，出至1卷6号的《青年杂志》，由于护法战争爆发停刊。此间，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关于杂志同名的信，遂将刊名改为《新青年》，出版时间由原来的每月15日提前到每月1日。 1916年9月1日，同样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封面上醒目标志着“陈独秀先生主撰”的《新青年》第2卷1号出版了。 与《青年杂志》比，《新青年》的“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作者队伍新，2卷1号的《通告（一）》即宣布：“得当代名流之助，如吴稚晖、马君武、张溥泉、温宗尧、胡适、苏曼殊、李大钊诸君，允许担任本志撰述。”。第二是办刊思想新。陈独秀指出旧青年崇拜孔教，热衷功名，新青年必须反孔，提出批孔与文学革命，夯实了《新青年》的思想基础。 有学者认为，按今天的说法，《新青年》原是陈独秀迫于生计，选择“以编辑为生”而创办的刊物，所以一开始经营惨淡，投稿者很少，几乎都是陈独秀个人主撰。这确是《新青年》创办之初的一大特色，但是否陈独秀办刊的初衷是要谋生，尚未查史料实证。不过，《青年杂志》创刊时，完全是陈独秀一个人在唱独角戏，那时他也年轻，他本身就体现出一个“新”，他也真是精力旺盛，居然有本事搞起一个人的热闹，创刊号上的文字十之有九都是他一个人写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妇人观》、《现代文明史》、《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通信》等。为避免冷清，里边的“通信”大多由自己编排。这当然也是由“主撰”其实几乎就是“独撰”所带来的尴尬。 前7卷的《新青年》都是由位于上海棋盘街的群益书社印行。直到1917年1月，陈独秀都是唯一的编辑人。 二．《新青年》与北京大学 《新青年》的金字招牌是与北京大学联手打造的。按今天商业化的说法，这是一次双赢的强强联手组合，新青年社团在北京大学文科成社，以《新青年》为阵地，共享北京大学的知识精英资源，以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推动文学革命，同时，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权威，推进新文学的创作。这些在后来人眼里似乎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历史叙述起来也显得十分顺畅。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黎元洪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许多的现代文学史在提到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根本不提黎元洪，仿佛这个大总统在历史中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这个校长是凭空而来。另外，文学史常犯的一个毛病是忽略掉历史的时间。许多写到社团的成立、书籍刊物的出版、事件的发生，很少有具体到哪一天的，能具体到月，就已经是史家功德无量了。这反映出文学史书写上的一个大问题，即许多书写者是为了学科建设或评奖之类仓促草就，怎么有时间精力耗在查阅更不要说挖掘第一手的史料及档案文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