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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唐诗歌 初唐诗 ：高祖武德元年（618） ――睿宗延和年（712） 初唐历时近百年，为盛唐诗歌的繁盛做了三方面的准备： 1、扩大了诗歌创作的题材内容； 2、完善了近体诗歌的体式； 3、新诗歌理论的建设。 初唐百年诗歌的演进，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前五十年，宫廷诗的时代。 主要作家是以李世民为核心，包括李百药、虞世南、马周、许敬宗、杨师道、长孙无忌、魏征、上官仪、褚亮等人的宫廷作家群。而 “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的“上官体”是这一时期的诗风代表。在野诗人王绩“以真率浅疏之格”（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特立于初唐诗坛，惠及初唐四杰。 2、初唐后五十年是逐步突破旧诗风，建立唐诗风范的时期。 文坛上较热闹，改革诗风的呼声与创作实践同样强烈。高宗武后时期，“以文章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登上诗坛，把诗歌的题材视野从宫廷移到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塞漠，感情基调也清新健康起来。继之，台阁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确立了律诗这种新形式。最后，陈子昂登高一呼，痛斥齐梁，高倡风骨，为唐诗开辟了健康的发展道路。 总之，初唐诗歌虽未完全摆脱六朝的浮华和纤弱，诗歌的现实性和思想性尚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已透露了新的气息。 第一节 初唐宫廷诗 整个初唐时期，宫廷文臣及帝王后妃在诗坛非常活跃，形成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体。他们对格律诗的定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贞观诗风 宫廷诗第一阶段。 唐开国后第一代诗人是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身边的大臣文士。他们认识到南北文学不同的艺术特色，提出“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文学主张。 开始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刚健质朴；但后因对六朝声律词采的模仿，文风逐渐浮艳，尽管声律、辞藻运用方面日益精妙，但风格趣味却日益宫廷化，主旨归于颂美。 当时诗歌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趋势，但其创作成就离“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文学理想还相距甚远。 二、上官体 宫廷诗第二阶段。 介于贞观、龙朔之间，出现了一位重要诗人上官仪，字游韶，贞观初进士，先后受到太宗高宗赏识。 《旧唐书·本传》云：“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 存诗20首，大都是奉和应诏之作。 上官仪的诗以“绮错宛媚”著称，时人纷纷效仿，形成一种诗风，称为“上官体”。由于其诗一出，宫廷诗风为之一变，故又有“龙朔变体”之称。 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诗的对偶进行了整理与归纳，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对律诗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 “六对”、“八对” 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引李淑《诗苑类格》，所谓“六对”是：一是正名对，如天地对日月；二是同类对，花叶对草芽；三是连珠对，萧萧对赫赫；四是双声对，如黄槐对绿柳；五是叠韵对，如彷徨对放旷；六是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 “八对”：一曰地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五曰连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 三、“文章四友”和“沈宋” 宫廷诗第三阶段。 继上官仪之后，出现在武后、中宗两朝的主要宫廷诗人有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以及并称“沈宋”的沈佺期和宋之问，他们是宫廷诗发展第三阶段的代表作家。他们的作品虽内容主旨上与以前的宫廷诗无大差别，但诗律、诗艺方面有很大进展。 1、杜审言。“文章四友”中杜审言成就最高，可谓初唐五律之冠。 胡应麟《诗薮》：“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 王夫之《姜斋诗话》：“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始叶于度。” 此外，他身处宫廷时间较短，所以作品思想内容较充实，在律诗的题材开拓方面也作出了有意义的实践。 2、沈佺期和宋之问。“沈宋”最终完成了五律的定型， “沈宋”之称成为律诗定型的标志。 他们继承了六朝以来众多诗人应用形式格律的经验，并加以发展，使律诗不仅在音韵对仗、起承转合方面更为缜密工致，而且合于粘对规则，从而将已趋定型的律诗形式完全确定下来，使后人作诗有明确的规格可遵循。 严羽《沧浪诗话》：“风雅颂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两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 沈佺期擅长七律，《古意呈乔补阙知之》（《独不见》）是其成名作，《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被后人称为初唐七律样板。 宋之问擅长五律，代表作《度大庾岭》。 以遵守粘对规则为声律格式的五言律的定型，在唐代近体诗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关键性意义，它不仅完成了由永明体的四声律到唐平仄律的过渡，而且是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声律法则。（如：五言律—→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五言律→七言律→七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