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统并建说”..doc

牟宗三之“三统并建说”* 胡素杰 （河北大学出版社，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面对全球性的现代化大潮，牟宗三致力于为儒学“开出”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外王”。他认为，就特征来讲，西方哲学是“理性的架构表现”，而中国哲学是“理性的运用表现”。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在形上层面由“理性的运用表现”通过“曲通”“转出”“理性的架构表现”，而此“曲通”即是“良知的自我坎陷”。进而，为了在现实层面促进科学与民主，牟宗三提出了“三统并建说”，主张通过“肯定”“道统”以稳住儒学之传统慧命，“开出”“学统”以建立科学知识，“继续”“政统”以确立民主政治。在这“三统”当中，面对现时代之需要应以“学统”和“政统”为主，但“学统”和“政统”的根本还在于“道统”之“肯定”。 关键词：牟宗三；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 作者简介：胡素杰，女，河北保定人，法学硕士，河北大学出版社编辑。 一 作为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致力于以传统儒学为基础努力在外王方面开出一片新天地。他说：“性理、玄理、空理这一方面的学问，是属于道德宗教方面的，是属于生命的学问，故中国文化一开始就重视生命。”［1］23然而，“一个文化只有性理、玄理、空理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检讨中国的文化，没有的如何使它开出来”［1］23。“照儒家的传统而言，本来应是内圣而外王的。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才是积极的。宋朝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宋明儒也没有把这一方面做得很好。他们只是强调内圣的工夫，所以我们说他们仍然是消极的。但我们只能说宋明儒在外王方面做得不够，而不能说他们错。他们做得不够，就由我们现在的人来做，前代人做不出来，当然就应由后一代来做，这是需要一代一代继续来做的”［2］233。但是，由于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同，牟宗三所做的工作与宋明儒者又有所不同。就时代问题来看，牟宗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儒家哲学能否容受民主与科学？换言之，儒家哲学能否开出中国的现代化？从现实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可归结为儒学在现代是否还具有生命力的问题。 牟宗三说：“什么是‘内圣’呢？就是内而治己，作圣贤的工夫，以挺立我们自己的道德人品。‘外王’就是外而从政，以行王道。”［3］309不过，“外而行王道”随着时代的变化会有不同的内容，在现时代，它的内容就是开出现代化。牟宗三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开近代的文明；近代的文明同中世纪不同，同古希腊也不一样”［2］236。显而易见，对于儒学，开出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牟宗三认为，“以前儒者所讲的外王是不够的，有推进一步的必要。”［4］200“我们现时代的文化与以前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化’这三个字上。我们所以现在要求现代化，就表示我们以往两千年至辛亥革命为止，并没有现代化。”［2］235 “以往二千年来，从儒家的传统看外王，外王是内圣的直接延长”，但是“在以前可以说是如此，在现在则是不够。修身、齐家在这个时代，不能直接推出治国、平天下；不能由内圣直接推出外王，这就显出现代化的意义。以前从修身、齐家一直可以推展到治国、平天下，那就是非现代化。所差就差这么一点，并没有差很多”。［5］381这里，用一以贯之的“内圣”开发为时代所需求的“新外王”就成了牟宗三为自己安排的任务。 在牟宗三，儒家的“外王”有三层具体含义：其一，客观而外在地于政治社会方面以王道治国平天下。这是“外王”的“初义”，因此也是其基本义。此义往往落实于政治和政治家之层次，其表现为政治之最高原则如何能架构成而可有实际之表现之问题，亦含有政体国体之问题。其二，在最高原则以及由此最高原则所确定的政体国体之下的具体基本制度的建立。它包括一个国家各方面、各部门开展其业务的基本制度之建立，即事功、百官众有司以及社会上各行业的层次。此是“外王”的第二义。其三，足以助成此各方面、各部门业务之实现所需有之实际知识之研究与获得。即知识、专家学者的层次。这是“外王”的第三义。[6]165-166不过，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对科学技术的追求远比古代迫切，对个人自由、政治民主的追求也远比古代迫切。因此，概括地讲，在现代社会，“外王”主要表现为“科学”与“民主”两个方面，故上述三个层次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来展开的。换言之，在现代社会，儒家必须解决与科学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牟宗三说：“过去讲内圣，即在通外王。事功，即外王的表现。所谓事功、事业、政治、经济、典章、制度，通通是外王。……根据内圣之学向外开，亦即是外王。向外开，在现在讲是两行：一是科学，一是民主。”［7］87他还指出： 儒家的理性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求新的外王，才能充分地表现。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事实上，中国以前所要求的事功，也只在民主政治的形态下，才能够充分的实现，才能够充分的被正视。［8］新版序17 然而，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