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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转折与新儒家的思想界限　(文/ 唐文明)　新文化运动的转折以1919年的“五四”事件为标志，这是不争的事实。与这个转折有很大关系的是当时的思想界在西方认知上发生的变化。虽然早在晚清时期，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新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但对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认知，正是在一战之后、“五四”之前达到了一个高峰，从而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五四”运动被定性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就是着意于这一点。一战之后、“五四”之前中国思想界的西方认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西方社会内部种种严重问题——诸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政党之偏私、武人之跋扈等——的清晰观察。将内外两方面问题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一幅反思图景，而新文化运动的转折正是基于这种反思。　这种反思既有政治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政治层面特别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解决的思路大多折向社会主义。文化层面当然关心的是精神问题，基本的判断是西方现代文明以物质文明为其主要特征，在精神文明方面则多有不足。从启蒙的主题来看，文化层面的反思显然比政治层面的反思更为根本，甚至是被作为后者的基础来看待的。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反思首先并不是站在另一种文明的立场上展开的，而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不满情绪而从留意其内部的自我反思这一点开始的。在陈独秀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说法后，分别有人提出，还需要加上“费先生”(Philosophy)或“穆姑娘”(Morality)，才能更为全面地刻画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特征。以哲学或道德来补民主与科学的不足，这首先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内部反思，且正是对这种反思的认可导致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中国自身文明的态度上的转变。“五四”前后兴起的新儒家的思想，就是在这种倡哲学与道德以弘扬精神文明、以补民主与科学之不足的方向上展开的，因而仍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度认可：不仅没有人否认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启蒙的声音仍是其中的最强音。这一点也清楚地表明，新儒家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而且还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派别。[1]　以人物论，新文化运动时期新儒家的主要代表是梁启超、梁漱溟和张君劢，相应的主要作品是《欧游心影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人生观》(以及《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其中，梁启超可谓新儒家思想的开路人，从1902年的《新民说》到1919年的《欧游心影录》，启蒙的主题一脉相承，而立场的转变也清晰可见；梁漱溟则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活跃的新儒家，这当然不只是因为那段时间他正在北大任教；张君劢则因掀起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而为人瞩目，这一事件的发生也在时间上规定了新文化运动的下限。　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儒家，一般来说比较受重视的是梁漱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冯友兰认为，相对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左翼，梁漱溟与胡适一起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右翼。冯友兰划分左、右翼的标准来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承认或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接受或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指导思想”。[2]在《中国的冲击》中，沟口雄三以“另一个‘五四’”描述梁漱溟，但他更强调梁漱溟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思想上的共鸣。沟口雄三引用了梁漱溟自己的陈述，表明梁漱溟本人更倾向于认为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领袖，而胡适虽然“最出风头”，但“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3]沟口雄三还概括了梁漱溟与陈独秀等人在思想倾向上的三点一致：反礼教、聚焦于文化问题、标榜民主与科学以求根本的解决。显而易见，这三点一致也是胡适所主张的。由此可见，当梁漱溟说自己的思想与陈独秀而非胡适更为接近时，他并不是将他们二人划分为两个思想派别才做出这个断言的，而是认为，就新文化运动最主流的思想倾向而言，陈独秀等人比胡适更具有代表性，而他自己，与这个主流非常接近。　实际上，关联于后来的思想发展，陈独秀、胡适与梁漱溟这三位新文化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思想倾向上都是有同有异。相对于胡适，梁漱溟与陈独秀都明确服膺社会主义，尽管在对社会主义的具体理解上很不相同；相对于陈独秀，梁漱溟与胡适都反对阶级斗争的思路，尽管各自有各自的反对理由；相对于梁漱溟，陈独秀和胡适都持彻底的反传统主义，尽管双方在思想走向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分化。因此，如果将梁漱溟与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思想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派别来考虑，那么，我们说，像冯友兰那样用左右两翼的方式来划分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派别就有明显的不妥之处。客观而言，新文化运动主要有三个重要的思想派别：实验主义者的自由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和新儒家的文化更新主义。[4]不难看出，这三个思想派别规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格局，其影响所及，直到当下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