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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制度常识题目 古代科举制度常识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常识 古有乡举里选之说。《周礼地官乡大夫》讲到三年举行一次”大比”，以考查乡人的”德行道艺”，选拔贤能的人才。《礼记王制》提到”乡论秀士”，经过逐级选拔，有所谓俊士、进士等名称。《礼记射义》还提到诸侯贡士于天子。这些说法虽然不能证明先秦确有贡举制度，但是后世科举制度上的一些做法和用语，有的是从这里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条很重要的选官之道，便是”养士”。国君和贵族公子常常把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供养在自己身旁，并随时从这些人中选取适当的人才，派任官职。当时的所谓”四大公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门下各有食客(也就是”士”)数千人，成为各国政府都很重视的力量。后来国君们发现，只要有官做，天下能人多得很，不必另外用”闲米”来养;而非国君的养士，则由于对国君会形成威胁而渐渐被禁止，养士制度也就消失掉了。 汉代为了选拔统治人才，有察举的制度。汉高祖下过求贤诏，汉文帝也曾下诏察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武帝又诏令天下察举孝廉和茂材。茂材就是秀才(优秀的人才)，据说后因避东汉光武帝讳才改称茂才的[1]。汉昭帝以后，举士包括多方面的人才，东汉承袭旧制。一般说来，西汉以举贤良为盛，东汉以举孝廉为盛。但是东汉桓帝、灵帝以后，”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2]。可见当时的察举已经很滥了。 汉代被荐举的吏民经过皇帝”策问”后按等第高下授官。有所谓”对策”和”射策”。”对策”是将政事或经义方面的问题写在简策上，发给应举者作答;”射策”则类似抽签考试，由应举者用矢投射简策，并解释射中的简策上的疑难问题[3]。后来”策问”的形式定型化了，所以后世把它看成为一种文体，萧统《文逊称之为”文”[4]。”对策”也被认为是一种文体，简称为”策”，刘勰《文心雕龙议对》说是”议”的别体。汉代董仲舒的对贤良策，是这种文体的名篇。至于”射策”，后来则成了一个典故，杜甫《醉歌行》说”只今年才十六七，射策君门期第一”，就是在应举考试的意义上运用这个典故的。 魏晋以后，地方察举孝廉、秀才的制度基本未废。所以李密《陈情表》说：”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5]魏晋南北朝有所谓九品官人法，各州郡都设中正官负责品评当地人物的高低，分为上上、上中直到下下九品。这种制度本来是为了品评人才的优劣，以便选人授官，但是后来由于担任中正的都是”著姓士族”，人物品评全被豪门贵族所操纵，”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九品实际上成了门第高低的标志了。 在这段时期里，有一个著名的事件，那就是出身寒族的曹操于建安十五年春、十九年冬、二十二年秋三次发布唯才是举令。曹操驳斥了”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的时论，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选官准则，认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二十二年发布的《举贤勿拘品行令》称：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这些命令，直欲摧陷廓清东汉近二百年间儒家豪族用人唯行的金科玉律。”九品中正制”本来正是与此”三令”同一源的。所以早期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曹魏政府的中正官手中，中正官按人才优劣以定品第，也多少改变了名士”臧否人才”、操纵选举的局面，选出了一些比较有才干的人充实政权，帮助曹魏在三国角逐之中占到上风。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儒家豪族的力量远比曹魏出身的寒门大得多，曹魏寒门政权实际上只是东汉至中唐数百年贵族社会中的一小股逆流。不久，不仅九品中正的品评之权全部为豪门所据，就连曹魏政权本身，也要按照儒家的要求，”禅让”给出身于河内豪族的司马氏了。 隋废九品中正，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唐承隋制，并增设明法、明字、明算诸科，而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进士科重文辞，明经科重经术。唐高宗、武则天以后，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参加进士科考试被认为是致身通显的重要途径。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此外还考时务策等。诗赋的题目和用韵都有一定的规定。诗多用五言六韵(近代变为五言八韵)，有一定的程式，一般称为试帖诗。韩愈的《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一诗，就是这种体裁的作品。 唐代取士由地方举送中央考试，称为乡贡。被举送应试的人通称为举人。唐人常说”举进士”，例如韩愈《讳辩》说”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意思是应举参加进士科的考试，这种人在唐代就称为进士。韩愈《送孟秀才序》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就是指当时应举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说的。唐初设有秀才科，不久即废，但是唐人后来仍通称应进士科考试的人为秀才[6]。由此可见，唐代进士、举人和秀才的概念与后世不同(参看下文清代的科举制度)。 唐代中央主持科举考试的机关是礼部，考官通常由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