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关于公民道德建设.docVIP

道德建设：提高国民素质的必由之路———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对话 　　主持人　张文镝　　对话人：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关系管理学院21世纪发展研究院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　　李云飞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主持人：实施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下简称《纲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性工程。公民如何遵守社会公德，政府又如何采取有效手段提高公民素质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那么，实施《纲要》的现实意义有哪些？在现实社会中应该如何规范公民道德，以此来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对接？　　陆建华：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1986年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到1996年中央作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到目前又提出《纲要》，在这20多年中，我们党　　从未放松思想道德建设。现在出台的《纲要》以公民为对象，对公民提出约束和规范。其重要的意义在于《纲要》的实施是针对我们当今社会道德的失缺。我们呼吁了那么多年也批判了那么多年，而现在社会公德领域、职业道德领域、家庭领域，道德失缺现象比比皆是。那么，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中，我们的道德究竟落实在哪里？道德越失缺，这个社会本来意义上的人际关系调节的重要层面就越缺少。因此，要从战略角度提出公民道德建设。我曾与起草《纲要》的一些人聊过，大家都觉得这个《纲要》比以前有大大的进步———它更注重一些机制、内化的问题。道德教育是一项长久的事情，我认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适应了以德治国方略，同时也与道德在一些领域的缺失情况有关。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调节手段的话，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薛澜：我认为道德是内在行为的约束，它与法律、行政法规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讲人的行为准则叫“慎独”，就是独自一个人在的时候应该怎样做。实际上，道德自律本质上是在没有任何外界约束的情况下，按照正确的道德准则去做，这应该是道德很本质的东西。我想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已经到了非再次强调不可的地步了，其根本的原因是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社会的内在行为准则和外在的法律混在一起，全都外在化了。在当时高度集权的状态下，大家的心也比较齐，在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道德准则外在化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大家都很自觉地去遵守。这里说句题外话，实际上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也是有一些偏见的。西方一些国家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他们的道德伦理其实非常起作用。另外，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虽然印度、巴基斯坦可能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但是他们国民的一些日常行为道德水准不低。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目前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到底怎样进行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因此，《纲要》的提出和实施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　　李云飞：我觉得《纲要》的提出很适时。我想起一句古话：“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我们现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道德建设的条件比较好。如果进入小康社会后，精神文明、道德建设还很弱，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也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任何社会都应是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西方社会也是这样。狄更斯时期，当时英国的社会道德是很糟糕的。100多年前，美国国会开会还是大打出手。伦理原则说起来很大，比如为国捐躯、舍己救人，但不要随地吐痰也是一个道德要求，得到别人允许后抽烟，或者不在公共场合抽烟也是一个道德要求。这虽是很具体的要求，但也是规范人言行的通则。发达国家的社会氛围给人感觉比较祥和，比较讲礼貌，很舒服。我们这里有些现象就不好，比如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不排队比比皆是。现在《纲要》谈的规范方法很多，我认为人情关系、社会关系、待人接物都应建立准则，在公共场合规范自己的言行，这是必须的。　　主持人：英国学者米尔思认为，法律和道德对社会秩序和人的行为调节有两个基本的和共同的运作机制，就是规则和原则。其中规则强调的是客观性和有效性，人在“规则”面前就像西方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只能是“稻草人”；“原则”则追求价值性和　　合理性。按原则行事是道德行为的必要条件，它的品质要求就是所谓的“中庸”境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方施加于恰当的人”，在儒家那里是“不偏不倚”，正是由于“原则”的存在，道德才具有比法律更大和更多的作用空间。在调节人的行为、建立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应当通过什么机制实现道德的有效性和价值合理性呢？　　陆建华：我们的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的结构、状况以及社会关系、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个公认的判断就是我们越来越需要用各种手段方式来调节社会关系，也就是各种人群的关系。比如改革开放20多年来出现了很多新的人群。中国社科院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