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作业之中国当代文化.docVIP

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历程感想 我一直对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特别是上那堂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课时，老师提到的那些当代作家，限于课堂时间也没有详谈，但是却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借这次作业的机会，我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对这些中国文学以及其作者稍作整理，并以自己的理解进行了总结归纳。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这次大会的特点之一是，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终于“会师”，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文化传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并且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这次大会被一般的文学史著作称为“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1949 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局面的结束，尽管在台湾海峡两岸还对峙着两个政治敌对的政权，尽管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长期处在冷战的威胁之下，一度还卷入了邻国的军事冲突（抗美援朝战争），但中国土地上大规模的军事武装冲突是结束了，中国进入了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指出：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但是，文化规范的形成总是比经济基础的变革要缓慢得多，战争在战后的社会生活中留下的影响要比人们所估计的长久得多也深远得多，毛泽东的这一有益告诫，实际上要到三十年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在当时，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的拒斥，等等。这种种战争文化心理特征并没有在战后几十年中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摘自《中国文化网》 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建国初的中国文坛处于一个新旧交替，比较复杂的局面。这时期比较有名的作家有：茅盾、巴金、叶圣陶、艾青、沈从文、钱钟书、冰心?、田汉?、丁玲、卞之琳、许杰?、许钦文、冯至、吴祖缃、张恨水等，这些作家的年龄都介于40至50岁之间，本应处于创作生命的繁盛期，可事实并非如期望般丰富多彩。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作家纷纷停止创作，进入了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段大明所说的“失语”期。 造成“集体失语”的原因是多样化的。 首先，50年代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思想政治改造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之一。此时期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回顾共和国之初的历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发生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等八次运动。每一个文化人，在动荡的时期中，都深知“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的道理，多一言就多一个遭人言语的把柄，何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所谓的“失语”理所当然地成为明哲保身的最佳理由。出现像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等作家，远离大陆避居海外不能说不与此有关。 第二，文人墨客自身的局限性无可避免的出现“失语现象”。抗战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胜利使这些用笔杆行走的作家们恐惧。恐惧什么？一群比普通人更加敏感的文士，面对祖国的伟大胜利，全国上下的欢庆沸腾，自己为胜利又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自愧、羞耻、遗憾等词语不断在敏感的心田里滋长，沉重到提不起笔杆。 第三，新的文化氛围要求文学的多样化。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国的文化变得相对开放，文体的多样化：小说、戏剧、诗歌、剧本等剧作形式的出现也使得作家们一时乱了阵脚，“心有余而力不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代名流沈从文多次发文表态后仍不被认同，后伤心绝望竟以致自杀，当时的情况可见一斑。 第四，苏联文学的影响下，关注普遍的人文意识的扭曲。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粗、浅、薄”成为时代大众的需求。“粗俗、浅陋、单薄”就是如今看也并非是褒义词，因此众多作家在这时期就算写文也并没有多大作为。如：“杨庄有个杨大妈/她的年龄五十八/大手大脚大嘴巴/大大的眼睛黑头发……” 以上勉强称之为诗句的文字竟是出自诗人艾青之手。“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为了新国的建设奋斗/勇敢前进前进/跟着毛泽东”这是郭沫若的《少年先锋队之歌》，这些作品令人咋舌，也使人感到悲哀。 当然，在这种众多作家都无优秀作品出炉的大背景下，也不乏仍坚持奋笔的作家，比如：郭沫若、曹禺、老舍。但是其作品都没有达到先前的高峰，更不要说是突破了。 文坛上这种普遍萧条的现象引起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