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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商职业教育观探析 明清徽商职业教育观探析 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培养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应用人才，换句话说，就是使受教育者在获得整体教育的基础上再辅以某种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职业教育虽侧重于某一实践技能的培养，但根本上还是培养宽口径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综合是当今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原文化的代表，明清时期徽商已敏锐地认识到商人本身在商业活动中文化因子的至关重要，在古徽商的意识中，商业经济不仅仅只是利润，更重要的是文化，商业经济必须重视发展教育。正是这种观念的引导，明清徽商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重视发展地方教育，特别注意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综合，最终形成一种地域传统习惯模式。文化因素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徽商走向辉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教育理念为首，职业教育渗透于传统教育中 　　全新文化观，促进经商良性发展 　　徽商文化本质上是移民文化。据历史文献记载，徽州人的祖先多为在徽为官或躲避战乱等迁徙徽州的中原衣冠贵族，他们将儒家正统文化一并带到了由于山高闭塞而相对落后的徽州，改变了徽州原有的人地关系模式，使中华传统文化正脉的中原文化在徽州形成了一种新的融合，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事实证明，文化构筑着人格。历史上中原世家大族大规模的南迁活动，使徽民长期受儒学文化熏陶，久而久之对后世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最终构成了徽州商人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地域性格。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农耕国家，“士农工商”，商居末位，商人一直受社会轻视。为求得自身的发展，面对传统价值观，徽人发出了“商何负于农”的呐喊，崭新的价值观鼓励着徽人理直气壮地以经商去参与竞争，去争取事业的成功。“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勇气，“丢”出了徽人眼前一个崭新的世界，更“丢”出了徽商文化的辉煌时代。当然，徽人历史上经商成风反映了徽州自然地理的客观要求，也正是这种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徽州人得到了锤炼，最终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的“徽骆驼”精神以及敢于拼搏创新的思想意识。四处飘泊的徽人在经商中开阔了视野，深刻体会到文化是经济的根本，是决定一切的内在驱动力。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是能够立足社会、得到发展的关键。唯有不断自强，才能永远自立，激励着他们以海纳百川之胸继续吸纳、汇聚中华各地域文化精华，使本土文化不断得到扩充与完善。根植于厚实的儒学文化土壤的徽商，尊重知识，重视人才，重文兴教已融化在徽商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浸透在徽商生活的各个方面。徽人全新的文化教育观最终带来的不仅仅是科举的成功，它的作用更多地渗透于徽商的经营理念，并对徽商心态的定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徽商在众多商帮中脱颖而出，在中国商业史上辉煌三百年。这种全新教育理念，在当时需要强大的勇气支撑。 　　倡教办学，重视后代智力开发 　　“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明清徽商明白，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要依靠教育，其中规范化的学校基础教育尤为重要。新的经济观念的产生，新的经济格局的形成，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改变教育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组织内容。徽人外出经商见多识广，胸襟与艺事自然博大高远。 　　教育需要经济扶持，为让儿孙读诗书，“就儒业”，创造新生活，徽商不惜代价，加大教育投资。据史料记载，宋元明清时期，作为启蒙教育的“私塾”，在徽州遍及各乡各村，涉及千家万户。徽州官办教育的“社学”多而盛大，官民兼办的高级教学、科研机构“书院”，更是多达260多所。民间乡里还有很多文会、乡约等具有教学、教化功能的场所，族里子弟均可在此受教育。教授内容主要是《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书院更是有严格完备的规章制度，教学方式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老师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和讲解、释疑，而不是呆板的先生讲、学生听。一些名儒学士，在教材的编写、教学方法的改进及教学内容的选择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新颖灵活的教学方法，对提高子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积极思考、培养其聪明才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保证了徽州教育的较高质量。新安理学培养了徽商文化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戴震朴学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求真求是的治学精神、严谨科学的治学方法，为徽人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明清两代，徽州人才辈出，如休宁一个小县城，从宋代至清末，先后有19人中了状元，谱写了“中国第一状元县”辉煌诗篇。郑玉、赵汸、朱升、戴震、程瑶田、吴承仕、王茂荫、胡适、陶行知等，他们的学术成就，已远远超越了徽州的地域，传播于华夏大地，成为中华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徽商雄厚的资财，保证了教育的实施，书院所代表的规范教育，影响着徽州的社会风气，也影响了当时徽州地方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