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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党的第二代领导集团的核心，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巨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渊源 　　经典作家关于“大众化”的思想观点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大量关于“大众化”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这是因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经典作家运用平时的语言和实证的思维证实了唯心主义的荒谬性，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此后的无产阶级领袖也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列宁认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因此他主张，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与此同时，他强调“应该把这个理论通俗化，把它灌输到工人中去。”这就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灌输模式。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 　　在中国，毛泽东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奠基者和创始人。1939年，他最早在论述新文化时使用“大众化”；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他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给文艺工作的大众化做了界定，“什么叫作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二、邓小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语言的大众化 　　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大师。他善于运用人民群众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特色。他指出：“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因此，他身体力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 　　运用数字表达法。运用数字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是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大方式。这种数字化的语言既简洁明了、通俗易懂，而且能够传递大量的信息，即使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和工人都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有利于向各个阶层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谈到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实行西方民主时，他说：“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除此之外，他还用数字化的语言普及和宣传党中央和政府的方针及政策。例如，“一国两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三步走”、“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等。正是运用了这种数字化的语言，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千家万户、飞人寻常百姓家。 　　采用比喻的手法。由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并且工作的对象大部分是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工农及其子弟。因此，运用大家都熟悉的事物来打比喻，有利于说明深奥的道理。“当收发室”来批评那些照搬照抄上级指令的错误做法；“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说明改革要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点；用“财神爷”说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把科技人员认为财神爷。财神爷这个词，不是我的用语，是农民的发明”；“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来说明中国不适合实行多党制。“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邓小平的话语表面看起来非常浅显，但是句句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邓小平用这种生活化、普及化、通俗化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事半功倍。 　　目标的大众化 　　邓小平理论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为他们说话和谋利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邓小平给自己定位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并指出“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在推进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