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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哲学”转向“实证科学”的逻辑探析 马克思从“哲学”转向“实证科学”的逻辑探析 考察马克思的思想史，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有过一段“哲学信仰”阶段。1845年以前，马克思研究现实问题总是以某种哲学原则为基础，从哲学原则出发来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在1845年下半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他俩提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526正是从这里开始，马克思从“哲学”转向“实证科学”研究[2]48-51。探析马克思转变的内在逻辑，有利于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一 　　马克思之所以有此转变，是自身世界观思想逻辑演变的结果。在“从前的哲学信仰”阶段，马克思未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主要以他人的哲学原则为基础来观察和分析现实。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马克思曾经依据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来建构法哲学体系。后来发现“现有的东西”与“应有的东西”产生“严重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的障碍”而宣告失败。马克思在总结失败经验时已经意识到“理想主义”的不足，所以“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寻求思想”[3]14-15。这一转变是由于马克思当时已经转向黑格尔主义，站在黑格尔哲学这一“世界哲学”的基地上所以能看清自己以前的一些错误思想。 　　大学毕业后直至1843年，马克思都是依据黑格尔的理念论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篇文章。在文中，马克思就从黑格尔的理念论出发去批判普鲁士国家和法。在德国，农民自古就常在树林里砍柴、拣枯枝。林木所有者却依仗自己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说农民的行为是盗窃。审判时，省议会却站在林木所有者的立场上。马克思极力批判，指出按照国家的原则，大小公民一律平等，都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可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庭却“脱离常规”，只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服务，“国家的权威变成了林木所有者的奴仆。”[4]261现在，国家“受到了最大的屈辱”[4]261，所以马克思认为，符合理念的国家应当驳斥现行的法庭：“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4]262马克思还批判莱茵省的议会在处理私人利益和法的原则的矛盾时做法不当，“从法律上说，省等级会议不仅受权代表私人利益，而且也受权代表全省的利益，同时，不管这两项任务是多么矛盾，在发生冲突时却应该毫不犹豫地为了代表全省而牺牲代表特殊利益的任务。”[4]288可是，“结果利益所得票数超过了法的票数”[4]288，这让马克思很困惑。所以，当马克思站在黑格尔哲学基地上分析现实问题时就遇到“第一次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5]31。 　　费尔巴哈的“颠倒”原则解决了马克思的苦恼：把黑格尔哲学颠倒过来！“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问题，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5]32。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明白：“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5]32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要正确理解法和国家关系必须以现实的物质生活为出发点。 　　1843年至1844年底，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派”[6]275后，则依据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来分析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依据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设想人具有“人的类特性”[1]162，即能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们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1]159所以，工人们丧失了自己的类生活，劳动异化了。为什么劳动异化了？马克思认为这与私有制有密切的关系，即“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166既然私有制与异化劳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私有制会随着异化劳动的克服而消亡。而共产主义就是扬弃异化，复归人性的体现，因而共产主义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 　　从1845年下半年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决定“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7]59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俩首先揭示青年黑格尔运动“哲学骗局”[1]512的实质：“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做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1]514因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成员们仅仅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1]516在这里，他俩已经流露出对“德国哲学”的批判。其次，他俩更进一步指出，“德国哲学”的特性就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1]525。他俩明确指出，要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525出发，基于对“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研究去解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