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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及立法建议 【摘要】【关键词】：·门德尔松、·霍利斯特都是以广义的刑事被害人作为研究对象。但是由于刑事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主要是作为个体的自然人，因此本文以狭义的刑事被害人作为研究对象，将刑事被害人限于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自然人。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从世界各国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变化情况看也是如此。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以前，被告人地位是刑事诉讼中的中心问题，对被告人的权利、待遇和对罪犯的矫正强调的比较多，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海德希出版了《犯罪人和被害人》一书。之后，人们便开始关心犯罪发生时被害人的作用。 一、、、、、、、、、、 （一）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缺失，导致被害人遭受“再度被害”。 许多刑事案件中，因被告人缺乏赔偿能力而让被害人及或者被害人的家属陷入法律救济的“边缘”。在被告人不具备赔偿能力的时候，特别是被告人被判处极刑的案件中，刑事被害人的损失根本无法从被告人处得到弥补。 被害人在因犯罪而遭受的第一次直接的被害以后，还会因为精神的打击或因为医疗费的负担而导致生活障碍或经济上的困难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遭受 “第二次被害”。此外，在第二次被害以后，一些被害人对国家、政府、法律、正义等的理想和期待破灭了，带着对社会的不信任而逃避现实，脱离社会，导致自身社会存在的被破坏甚至丧失，这就是“第三次被害”。然而我国立法在这方面并不完善，没能从实际中全面地考虑被害人的一些现实权益，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时，极易侵害被害人的名誉和人格尊严，特别是对涉及个人隐私问题的提问或调查，使被害人成为一个被动的客体而再度被害。 （二）诉讼代理人相关制度未受到重视，诉讼代理人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 首先，在职责上，诉讼代理律师的责任规定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司法解释中，而并没有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且规定比较笼统。在司法实践中诉讼代理人往往只能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发表代理意见，导致实践中被害人对诉讼代理人的作用产生质疑，进而不愿委托诉讼代理人。其次，在阅卷权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称《规则》）第三百一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允许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而该《规则》第三百二十五条却规定，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可见，立法上并未将诉讼代理人与辩护人同等重视，这严重制约了诉讼代理制度作用的正常发挥。 《律师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指定辩护人仅是针对被告人，而不包括指定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此外，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对被告人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详细规定，然而，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却只字未提。立法上的“厚此薄彼”使得被害人法律援助未得到有效落实。此外，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所需要援助的不仅仅限于法律方面，可能还有心理、医疗以及被害单位商誉恢复等方面的援助需要，我国现行法律更是“无暇顾及”。 （三）立法中未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享有充分的权利，被害人没有得到与被告人对等的当事人权利待遇 在我国刑诉法中公诉案件的被害人既不是每个公诉案件的必备成员，也不是公诉案件控诉职能的主要承担者。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为“当事人”之一，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但这些权利主要是基于被害人与案件在实体上的利害关系而设定的，被害人对公诉案件如何处理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不能代替检察院履行控诉职能，对于公诉案件控诉职能的落实，只起补充作用。被害人在法庭审判中基本上仍然只能作为控方证人对待。而这样对于被害人实现其当事人的权利显然是不利的，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在办案中，很可能主要考虑如何将案件侦破和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对如何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和要求则可能注意不够。此时法律所赋予被害人的陈述权和发表意见权能否得到真正实现就可想而知了。例如当被害人认为公诉人指控犯罪不当时独立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公诉人即使不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就起诉也不承担法律责任，而这样就易使这种法律规定的保障被害人权益的方式流于形式。且被害人在法庭上所拥有的权利与被告人并不均等，这势必影响其权利得到理想中的保护。 刑事诉讼法尽管赋予了被害人诉讼地位，但并未赋予其独立的上诉权，只是规定对一审判决不服，可以在收到判决书后5日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应当说，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被害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且同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被告人和自诉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