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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食品公益诉讼探讨 摘 要： 2011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稿）》草案审议时，许多学者提出了食品公益诉讼的概念，使公益诉讼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就司法实务而言，重要的不是讨论食品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是探究食品安全公共利益在法律上的具体诉求，以及如何满足其诉求。本文以检察机关提起食品公益诉讼为例，借用经济学上外部性理论，从公益诉讼的保护对象入手，分析食品公益诉讼的客体及其请求权基础，并结合诉讼法的基本命题，论证食品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损失的计算以及举证责任等问题，进而划分公益诉讼与行政权、私权在诉讼法上的衔接界线。 关键词：食品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公共利益；诉讼请求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食品安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自2001年中秋节南京冠生园陈年老馅月饼事件发生以后，瘦肉精猪肉、三鹿奶粉、毒大米、“地沟油”等波及全国的食品安全事故接连曝光。因此，如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缓解社会恐慌与不信任因素，增强民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是今后必须解决的难题。但是，对食品安全的法律保护方面，以国家为本位的行政法、刑法和以个人为本位的民商法在现阶段均出现了提襟见肘的现象，而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法益的经济法，虽然以国家干预的形式介入社会公共生活，明确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可在措施和手段上太过于行政化，可诉性不强。在此背景下，公益诉讼作为一种大众性的话语机制应运而生,关注和改变着公共讨论的主题。尤其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事诉讼法（修改稿）》草案后，公益诉讼越发成为热议的焦点。笔者认为，设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已是大势所趋。然而，食品公益诉讼诉什么，怎么诉，为什么要诉，则需要进一步梳理和明确。 一、食品公益诉讼的对象 食品公益诉讼要维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首当其冲的是要了解什么是公共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存在的表现形式和特征。 (一)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 “公共利益”在法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学科中使用频率很高，但目前没有普遍而具体的定义。仅从字面意义而言，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公共利益是指“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成为公众的、共同的利益”。在这一概念中，对“公众”、“利益”两个关键词的内涵与外延也是模糊的，即利益内容和受益对象不明确。但是对公共利益内涵与外延的探索，理论与实务界一直没有停止过。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先后经历了否定说、肯定说、综合说的发展历程。 1.公共利益“否认说” 胡金龙：检察机关食品公益诉讼探讨 英国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边沁认为“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是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1］。“否认说”将公共利益定义为社会各成员的个体利益之和，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是人类社会运作的普遍动力，认为个人利益是惟一现实的利益，公共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综合。他们否认社会作为独立的一个主体存在其本身的需要和利益。 2.公共利益“肯定说” 美国学者博登海默认为公共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一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与“共同福利”、“ 共同利益”这些术语一样，“是一个不无用处的概念工具，它意味着分配和行驶个人利益时绝不可以超越外部界限，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2］。肯定说承认公共利益客观存在，但是与个人利益是对立冲突的。 3.公共利益“综合说” 德国公法学者莱斯纳指出，基于现代社会生活现象的多样性，不能将公益与私益视为相反的概念，两者应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概念。多数人的私益可以形成公益，公益由私益组成，不能绝对地排除私益。其中，有三种私益，可以升格为公益。一是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到底必须累积多少人的私益才能构成公益，须依民主原则来决定。二是具有某种特别性质的私益等于公益，如涉及私人的生命及健康方面的私人利益。国家保障私人的生命、财产和健康，就是公共利益的需求。保障这些私益符合公益的目的。三是通过民主原则，将某些居于少数的私人利益形成公共利益。如对于社会上的某些特别团体，其成员数量不足以形成多数的情况［3］。 对于上述不同的学说，诚如冯宪芳博士所认为的，“无论从哪个学科，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始终与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可以说，社会公共利益是伴随着对个人利益的限制而出现的，社会公共利益一经产生，就向整个人类社会及相关的社会科学展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关系。只不过不同的学科由于研究视角不同，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语义可以理解为社会公众基于社会经济发展乞求满足的要求、愿望或需求”［4］。因此，公共利益从外延上看是一